拙劣的伪造 险恶的用心——驳“四人帮”宣扬的所谓“儒家唯心,法家唯物”的谬论

伪造历史,是王张江姚“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卑鄙手段之一。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把我国自春秋战国到现代的历史,篡改、伪造成一部儒法斗爭史,并进而把我国的思想史、哲学史也纳入儒法斗爭的模式。叛徒江青一次讲到法家同儒家的区別时,振振有词地说:区別“是前进倒退,革新复古,唯物唯心”;“法家如无唯物思想,不能成为法家”,“历代法家都有朴素唯物论”。主子一声令下,奴才便闻风响应。“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之流,在其连篇累牍地拋出的宣扬儒法斗爭的黑文中,便大谈特谈什么“儒家唯心,法家唯物”。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凡是被他们册封为“法家”的,都无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于是,儒法斗爭一时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所谓“儒家唯心,法家唯物”的公式,便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最高     

评《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

一九六五年,史学界对清官问题的讨论,由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插手其间,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武断地作出了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的结论。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给你戴上鼓吹“清官论”的大帽子,真是专横得很。事隔将近十年,“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打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幌子,大搞影射史学。但是在歪曲历史,美化法家的同时,却陷入了一个又痒又痛的矛盾之中,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过去我们批判‘清官’论,和今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是矛盾的?肯定法家同歌颂‘清官’,是不是一回事?”为了自园其说,于是乃有《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的炮制出笼。这篇奇文,不仅是唯心史观的大暴露,也是他们古为帮用,阴谋篡党的罪证。     

战国变法与尚贤

这是一个人材辈出的时代。在风云变幻的战国纷争中,大批贤能之士脱颖而出,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冠盖往来,游说于东西各国,运筹公室,掀起了变法浪潮,给世卿贵族以致命打击,为历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这个时代贤能之士的佼佼者是法家人物。法家怎样对待尚贤学说?尚贤学说在变法中的作用如何?它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启示? 过去,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法家是“重势不重贤”的。诚然,法家中有重势不重贤的,但也并不尽然。主张变法的前期法家如李悝、商鞅等人就十分重视用贤的问题,即使强烈主张君主集权的后期法家也有重贤的。韩非对慎到“重势讪贤”论的批判,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点。慎到曰:“飞龙乘云,腾蛇游     

关于中国哲学学派与党派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区分中国哲学学派与党派,是中国哲学史能否成为科学的前提。近几年来,“四人邦”出于篡党夺权、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把黑手伸进了哲学史领域,随心所欲地捏弄历史,胡说中国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复辟倒退”与“进步变革”的斗争。由此,他们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轴。企图声东击西,暗渡陈仓,抹掉哲学上的两军对战,以历史上的哲学学派代替党派斗争,翟青《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说:“儒家哲学和法家哲学在汉代中期以前是不同阶级的主义,从此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则表现为一个阶级的各个集团的主义。”“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复辟倒退有理,还是进步变革有理?”这就是说,儒法斗争是贯穿中国哲学的轴线,双方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前进与倒退,变革与复辟的斗争,儒家学派与法家学派的斗争也就是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修正主义谬论。为了澄清被“四人邦”搞乱了的思想和理论,本文拟就哲学学派与党派的关系问题,谈些意见。     

中国刑事法律泛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刑法呈现出泛化的特点,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数千年白勺．法典,尽管分别冠之以“法”、“律”、“统,,的名称,实质上都是刑法典。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公权之治。儒家的“德治”不是要废法,恰恰是以“法”为支撑。     

“儒表法里”之下中国古代教育惩戒的实践性探究

“汉承秦制”的背景下,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长期以来皆以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但现实是“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是法家之制,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儒的。法家之制下,中国历史潮流中各个朝代皆以法家理念为核心建立行政、法律、教育制度,其中教育制度的构建虽重儒家,但内在逻辑却以法家为主,因而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法家理念时常凸显。名为儒,实则为法,“儒表法里”之下教育惩戒存形于中国古代官方以及民间的教育体系之中,探究中国古代教育惩戒制度的建构,能够更好地深思现行教育运作下教育惩戒的深层次问题和操作方式,完善新时代的教育教学制度。     

先秦法家思想——一把双刃利剑

先秦法家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与此同时,先秦法家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他们曾无数次地书写了人生和事业的辉煌,并凭借法家思想这一锐利武器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然而,历史旋即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创造的伟大事业迅速终结,发人深省。     

颠倒历史是为了乱今夺权——驳“四人邦”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

祸国殃民的“四人邦”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大肆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大搞“古为邦用的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以古乱今,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篡改为所谓“儒法斗争史”。发生在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也被生拉硬扯地纳入“儒法斗争”的模式。结果,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被抹杀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历史功绩被否定了,作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主力军的人民群众,被他们丑化成为“法家”推行“进步路线”的清道夫和马前卒!“四人邦”这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卑劣伎俩和反动罪行,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     

吕后的亡灵和江青的野心

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总是乞助于历史的亡灵,“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对西汉吕后的吹捧,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江青把吕后捧到吓人的高度,胡说什么“吕后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路线”;“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法家”,声嘶力竭地叫嚷,对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吕后何许人也,江青为什么如此肉麻地美化吕后?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 吕后名雄,字娥姁,山阳单父（今山东单县）人,是汉高祖刘邦早年娶的老婆。公元前二○二年垓下之战后,刘邦打败了以项羽为代表的西楚集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吕雉遂被封为皇后。吕后此人以狡诈凶残、精通篡权术见称于史,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阴谋篡夺王位的皇后。     

对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再反思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当时的法家以“以法治国“为口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关于王安石、司马光“民本思”的若干思考

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政治家王安石和司马光均从“民本思想”出发试图挽救当时的危机,司马光站在史学家的角度,以历史的长远眼光出发重于“安民”;王安石以一个变法家的身份提出了封建统治者更高层次的追求——“富民”。针对各自的思想,二人提出了不同的手段和措施。他们民本思想的理论都根源于孔孟,司马光在阐述时杂糅了“黄老思想”,而王安石则带有法家功利主义的色彩。两人有着同样的出发点,殊途却没有同归,他们在政治上走向了反面。     

班级管理也学“百家争鸣”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诸侯割据称霸,民不聊生。当时的思想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比如：儒家主张“仁”治,法家主张以“法、术、势”三者结合,墨家主张“兼受”“非攻”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家争鸣”。这些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后来的社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原与曹操——论儒与法在诗史上的结合(《中国诗史规律初探》第一章)

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既是儒家,又是法家。汉魏之际的杰出诗人曹操不但是法家,而且是儒家。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以屈原和曹操为例证来说明:儒和法的结合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繁荣。在这一章里,我们还将以“儒法结合推动诗史发展”这一历史现象来说明:儒家和非儒家在诗史上的结合常常是以儒家为主体,以儒家的多元性为前提的。一、儒家的三仁四圣与屈子的选择儒家所颂扬的仁人、圣人都有多种类型,留给人以选择的余地。孔子表彰过三位仁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论王夫之的历史观

王夫之的历史观主要由“理势相成”、“唯道是从”、“以政而治民”等几部分组成。这些历史观点,在继承中国古代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以政而治民”的观点。不仅抛弃了法家所主张的以刑治国的观点,而且一反宋明陋儒的“德治”,主张“治统”和“道统”同时并重,要求统治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在礼治的前提下辅之以刑,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     

反动派为什么攻击法家?

在我国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政治派别。他们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对于促进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确立,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创建,立下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反对奴隶制及反动儒家的斗争中,他们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复旧,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进步的历史进化论,制定了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推行统一战争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反映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挤、政治、文化主张。法家的理论和实践,闪耀着批判的战斗精神的光辉,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热情。 但是几千年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一直把法家视为异端邪说。法家的代表人物遭到攻击,法家的著作受到歪曲,法家的历史作用被抹煞,儒法斗争的性质被颠倒。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认真研究法家的思想,对法家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给予科学的评价,弄清反动派为什么和在那些主要问题上攻击法家,对于识别尊儒反法思潮的阶级实质,识破儒家的反动面目,吸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孟的“重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

反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归咎于孔子和孟子是为公正的,拨开历史米雾,可以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开创了“重农抑商”的局面。这个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地主阶段土地私有制。     

司马迁的世界观与儒、道、法的关系

“四人邦’在文学史领域的最大危害,莫过于以儒法斗争的模式代替文学发展的规律。在“四人帮”的荒谬论调影响下,一些文学史的编写者,便以儒法划线评论古代作家。在评论《史记》时,他们的特点是常把司马迁说成儒家加以贬责,当他们在事实面前无法自圆其说时,又给司马迁加点法家的光彩,或说他“推崇”了法家,或说他肯定了法家人物的功绩。他们在逻辑上的混乱,恰好否定了他们自己的儒法斗争的大前提,反而推出了儒法溶合的结论。事实说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路是走不通的。     

贩卖阶级调和论的险恶用心——彻底批判“法家爱人民”的反动谬论

不学无术、满肚秕糠的臭妖婆江青,本来对历史一窍不通,但她却摆出一副史学“权威”的架势,在一九七四年六月跑到天津大作关于儒法斗争史问题的报告.她信口雌黄地说:“总的看来,历史上的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主子开口,奴才跟上.接着,“四人帮”的帮派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就紧锣密鼓,在他们控制的报刊杂志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法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专政措施主要的不是针对农民,而是对准奴隶主阶级的呀,地主阶级和农民在反对奴隶主时,“斗争的矛头一致”呀;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地主阶级“把奴隶解放为农民”呀;地主阶级实施的“奖励耕战”,“重农抑商”等经济政策,“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使农民“满意”,因而“法家是农民的代言人”呀……等等所谓“法家爱人民”的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在史学领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今天,我们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战斗武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法家爱人民”的反动谬论,彻底肃清其流毒.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先秦法家的法律起源思想评论

先秦法家在春秋战国的变革时代对法律起源思想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从历史进化论和人性论的角度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的理论前提,并从“利”的层面出发阐发了法律起源思想。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其思想有助于对“以法治国”理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