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教育的两种改革路径

在20世纪上半叶的蔚为壮观农村教育改革运动中,有资产阶级教育家在国统区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也有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领导的农村教育实践。两者分别从“改良”与“革命”两个“入口”探索农村教育及社会发展之路,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内在理路”相通。其实验与实践共同构成了当时农村教育与社会改革壮丽图景,也是当前建设“新农村”的宝贵历史资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比喻说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带领人民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在书写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历程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具有浓厚时代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艰苦曲折的中国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和不同革命阶段教育内容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兼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尖锐犀利的讽刺于一身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典论述,我们择取“小石头”与“大水缸”、“箭”与“的”、“洗脸”与“扫灰尘”、“下山摘桃子”、“毒蛇”与“农夫”、“糖衣炮弹”这6个有代表性的比喻,从中领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和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秦东早期传播与教育实践的历史考察——以“赤职”、“赤农”为例

传播、实施马克思主义教育贯穿于秦东革命和知名革命教育家王尚德创建革命学校的整个实践和全部过程。“赤职”、“赤农”是马克思主义在秦东早期传播与教育实践的最典型、贡献最突出的载体。回顾历史,总结传播、实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启迪。     

邓小平教育理论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中 ,都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走中国式的教育道路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一、教育地位 :从“重要战线”到“关键环节”和“优先发展”毛泽东在论述文化教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时指出 :“学校教育 ,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 ,都是上层建筑” ,“在革命前 ,是革命的思想准备 ;在革命中 ,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由于毛泽东的教育实践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     

谈谈无产阶级的新型师生关系

几年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疯狂破坏教育革命,破坏学校革命的师生关系,挑动学生反教师,鼓吹“踢开教师干革命”,妄图把教育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轨道。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教育革命。今天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把被“四人帮”破坏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恢复起来,这对于抓纲治校,促进教育革命深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创设真实情境 促进道德成长——以“凝聚价值追求”教学为例

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为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每位教师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将革命传统教育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教学“凝聚价值追求”,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创设有情、有形、有美、有行的情境体验活动,围绕“革命之路、浴血奋战”“建设之途、高歌奋进”“改革开放、成就辉煌”“扬帆起航、续写华章”四个站点,让革命传统教育真正“活”起来。     

许崇清教育哲学思想探微——以留日和大革命时期为中心

许崇清,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实践家,享有“开拓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称誉。本文以史料为基础,勾勒出许崇清在留日和大革命时期从服膺新康德哲学转向追随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再次转向以唯物史观和苏俄新教育革命模式,构建“革命教育”理论新体系的思路历程,阐述其“革命教育”理论新体系的主要内涵、实施方案、哲学渊源,揭示其“革命教育”理论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及学理所在。     

延安教育模式与邹平教育模式: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不同路向

延安教育模式与邹平教育模式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基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不同性质与路向的救国模式与教育实践。前者的路向为政治革命,后者则为文化革命。性质、路向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手段、策略也有所不同。其不同主要有:教育理念上“以教统政”与“以政统教”的区别;主要教育内容上人生行谊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之别;组织群众的方式上“政治动员”与“商量办事”之别。     

学习鲁迅的教学方法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一生怀着对青少年的殷切希望,把很大精力倾注在教育工作上。 鲁迅把教学工作作为他毕生从事革命事业、培养和教育青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热爱青年,他以自己的教学实践努力地培养教育青年,并把中国革命的希望与未来寄托在青年们的身上。 伟大的革命目的,产生巨大的革命动力。在那连红包封面的书籍都要禁阅、取缔的白色恐怖下,鲁迅满怀革命激情,冒着生命危险,一直高站在革命讲坛上,教育青年学生在现存的“荆棘丛中”,要努力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坚信“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为此,他在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上,“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以教育革命先驱者的姿态,高声呐喊着,提出“救救孩子”的口号,并决心把“青年幼苗抢救出来”,让他们为“光明的将来”去奋斗。鲁迅这种爱护中国“火种”的坚定革命精神,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教师认真学习的榜样。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革命传统教育实践创新——以“我心中的长征”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为例

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时代,北京市密云区在“小学革命传统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设计与实施”课题研究中,深入探讨了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革命传统教育实践策略、方法和路径,发挥了数字技术先进性、多样性的优势,促进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革命传统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提升了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力。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

"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次重要的文学运动.而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 恋爱"小说,正是知识界主流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产物.从这一文学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变迁来论述"革命 恋爱"小说的意义与价值.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

实行产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使命和宏伟目标,民国政府一成立便展开实业建设,掀起了这场"产业革命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民国政府,也为"产业革命热"开创了前提条件.虽然由于袁世凯对革命的残酷镇压,这场"产业革命热"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而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自发的投资热潮,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国民革命时期“反革命罪”研究

发生于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革命主体从精英转向了平民,人民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出现人人竞谈"革命"、动辄"反革命"的奇观。武汉国民政府借此出台了《反革命罪条例》,将"反革命"的打击上升到法律层面。但打击范围的无限扩大,不仅买办阶层,甚至参加商会组织的商人上层群体也被列入革命对象,此举引发20年代末期的商会存废之争。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场争斗才渐告结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这一大破大立的革命语境下,动荡的社会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反革命罪"即是在原有法律破坏的情形下出台并实施的。随着政局的稳定,国家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模糊化的"反革命"罪名才逐渐消失。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世袭贵族全面控制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占据了全国25％的土地(世袭贵族仅占全英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形成了所谓的“贵族时代”，这个时代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但世袭贵族并没衰落。英国世袭贵族的衰落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到1998年世袭贵族在上院的天然议员权被取消，世袭贵族在英国退出了历史舞台。     

"颜色革命"冲击下的独联体

"颜色革命"使独联体国家陷入了复杂的境地,西方力量大规模进入独联体,将形成多种势力并存的格局,独联体各国的国际政治立场变得模糊不清,独联体将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和动荡期.     

话语覆盖与地下生长 --"文革"文学整合

“文革”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例特殊的“个案”,呈现出一种独特景观,一方面,政治权威话语将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等大面积覆盖,另一方面,民间与知识分子等形态又以隐形的方式在夹缝中突围。一方面,私人性话语被排挤出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在地下艰难地生长。因了这种突围与生长,“文革”文学令人在十分遗憾之余又有一丝丝宽慰。     

三面红旗与“文化大革命”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它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围绕三面红旗，毛泽东与彭德怀、刘少奇先后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而彻底纠正三面红旗错误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典范．     

阅读生活的荒凉——"文革文学"接受简论

文学接受活动从文艺社会学意义上看是一种社会接受行为的具体化。“文革”时期是一个“狂乱的文学年代”,其时的文学是“失态的文学”,或者说是“单向度的文学”,当然还有“地下”(或“潜在”)文学的潮流涌动。“阅读生活的荒凉”是这一时段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公开和地下两类文本,受众对“文革文学”的接受因为战时文化心理和缺乏性动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甚至“后文革”时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文革文学史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读者的极力推涌。换言之,是他们完成了对文革文学史的撰写。研究“文革文学”需要一种胆略:既要避免政治化的文学解构,也须在社会因素的干预和干扰中持续前行;既要有一般文学理论的架构,还得寻求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视野、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