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北马政制度

明王朝自建国以来,统治阶级一直都很重视西北边境地区的治理,而马政的实施则是其极为重要的强边御虏手段之一,也是明王朝历代君臣所共有的治边观念。在马政中,官牧和市马两种方法并行不悖,一度使明朝边备充裕;而到后来,由于所用非人,豪强侵夺,马政遂而衰败。马政制度从确立、实施、发展再到完善和逐渐衰败,既是明朝边疆安危的变化表现,也是明王朝整体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     

西北联大的筹设与抗战时期西北高教战略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开发西北的大背景下,将位于平津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迁设西北,先后组建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后又分设国立西北五校.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始终在“奠基西北高教基础”的战略下运作,经历了酝酿、起步、明晰三个阶段,最终在西北地区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抗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陈毅与徐树铮办理外蒙撤治之比较

1917—1919年是外蒙古地区处于政治风云变幻的时期,内外交困的外蒙古欲放弃"自治",民国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派官员赴外蒙与外蒙自治政府协商谈判,经过不懈的努力外蒙古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外蒙撤治一事上不得不提到的两个人就是陈毅和徐树铮,关于外蒙撤治上他们既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外蒙撤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北宋中后期经略西北的负面影响

西北地区因其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受到北宋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北宋中后期对西北的经略,在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包括人口减少、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重、西北地区经济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考察北宋中后期经略西北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农业的措施及其成效

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相继沦陷,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满足抗战对棉粮不断扩大的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将眼光投向比较闭塞落后的西北,将"开发西北"付诸实践,并通过发放贷款、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垦荒地等措施,促进了西北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的支援了抗战。但由于国民政府缺乏"建设"西北的决心,使得整个西北农业开发取得的成效有限。     

中共对民盟西北组织的舆论报道

在西北革命史上,主要由陕西文化教育界进步民主人士组成的西北民盟组织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共对其组建和各类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鼓励,最终促成其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试论生态环境变迁对西北民族情结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所创造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式。西北民族情结作为西北民族重要的精神生活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态环境变迁地影响。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主要地形、地貌、气候等生态变迁情况的分析,试将民族情结放入历史地理环境中研究,做出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即西北生态环境的变迁使西北民族历史地形成了猫冬情结、大海情结与恋乡情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纠葛,共同构成了西北民族复杂而又矛盾的内心特质。     

关于喀喇沁部的来源

土土哈出身的钦察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学界看法分歧较大。我倾向土土哈先人系蒙古语族民族西北徙的一支,并从“出自同一氏族”和蒙古人具有相同的语言、狩猎习惯法、谚语等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问题。问题只在于：他的先人究竟是蒙古人还是古蒙古人。笔者认为以古蒙古人库莫奚人的可能性最大,并解释了何以“自号钦察”问题。     

屏障畿疆——清末边疆民族整合进程中的绥远

绥远位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是连接东西蒙古、内外蒙古的扼要之处。由于清朝的封禁政策和其深居内陆的地理位置,绥远一直被定义为边远之地,其传统地理价值可通过绥远城将军衙门匾额之上"屏藩朔漠"四字得以体现。晚清时期列强对我西北领土的觊觎、内地人地矛盾的增加等情况使得内陆边疆逐渐被重视,建省之议提上日程,军政使副使姚锡光在《筹蒙刍议》中的"屏障畿疆"四字反映了绥远的作用,此时的绥远作为农牧交接地、蒙汉杂糅区、西北门户、内地屏障,已俨然成为边疆整合的中心地带。     

北洋时期府院之争的制度与人情的纠葛

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是指以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与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根源在于体制设计时的先天缺陷:总统、总理、国会的职责、权限不明晰。而段祺瑞、黎元洪由于资历、气度、性格、处世的原因,加之各自身边智囊特别是徐树铮、孙洪伊的推波助澜,使府院之争更加激烈。而最终以徐、孙二人的双双去职而告一段落。建立民国时设计的三权分立原则遭到破坏。     

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评点者的特点

依据《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影印本辑录出的634条独有批语,通过与脂评对比,着力研究蒙府本侧批评点者的特点。由于蒙府本批者对原稿的改动情况不了解;与脂评相比,批语中没有相互争论的情况;对书中部分人物的态度不同;对其他小说的态度不同以及与脂评者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因此,蒙府本批者不属于脂评者,但批语却为我们留下了与曹雪芹的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的脂评者圈外之人对《石头记》的评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清代伊犁惠远城的建立及八旗驻防概况

新疆历来是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备受重视的领土,自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汉政府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统辖南道和北道各国,到后来唐朝政府在新疆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作为唐朝在西域的的最高统治机构,一直到清朝乾隆二十四年定新疆、二十七年在伊犁设伊犁将军,并在新疆各地筑城设营驻扎军队以戍边,其中以伊犁惠远城是为大城,为新疆各地总会之所。     

谈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场诗争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郭沫若的《女神》非常推崇,然而对其《重过旧居》一诗则提出批评,认为他的＂泪浪滔滔＂夸张失实,是＂伪诗＂,遂遭到成仿吾的回击。徐志摩因不了解郭沫若创作此诗时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更没有体验过生活＂重大的变迁＂,因而其批评是失当的,也不合诗学批评的原则。之后,两人虽有过互访和互宴,但终因志趣不同、思想分野而分道扬镳。     

苦难中的坚韧与顽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分析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家余华以许三观不断重复卖血的事件为线索,展现了许三现生命苦难的历程.许三观为什么能如此频繁地卖血却不死?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使他在苦难面前竟能如此地坚韧和顽强?基于这些问题,从许三观乐观的生存信仰、血缘和家庭观念以及对于“平等”的追求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诠释出许三现在苦难中表现...     

论黄绾对心学的继承和修正

黄绾对阳明心学既有本体论上的继承发展,又有工夫论上的批评修正。他的本体论思想仍以心学为基础,在以心为本体的前提下,以艮止存心;在工夫论方面,黄绾以强调功效、学与思、天性人情之真来修正王学。黄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学内部一种新的学术倾向。     

再读《陌上桑》与《美女篇》

曹植在诗歌创作中非常善于借鉴前人的创作精华,对此,一些评论者往往认为曹植重模仿而乏创新。文章通过对《美女篇》与《陌上桑》的比较分析,说明曹植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注重创新。他的创新使五言诗艺术真正走上文人化道路,《美女篇》也真正成为表现诗人自我的艺术载体。     

殷夫若干史事辨识及其他

通过史事辨识,殷夫的生年应是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致白莽》篇注释说殷夫＂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是迄今对殷夫的姓名与笔名的最正确的说法;殷夫1927年被捕经徐培根保释后被＂关在家里＂之说是不正确的;阿英是把殷夫的艺术创作与其生活身世相混同的第一人。     

吕嘉问《与元翰札》考释

流失海外的宋吕嘉问行书《与元翰札》系故宫博物院1997年从翰海拍卖会上购得收藏。该启的写作时间可以确定为绍圣三年七月二十日。启中所涉及的关于吕嘉问从知襄州到知郓州这一段仕履,可补史籍之缺。“元翰”为华申甫表字,“至完”为邹浩表字,“小子”为吕嘉问之子吕安中。该启涉及了吕嘉问与华申甫、邹浩等人的关系,加之吕嘉问无文集传世,因此这封书札不仅具有文物价值,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浙西文化的“女性”特质与徐志摩诗的柔美之风

徐志摩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闪耀之星,其创作涵盖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诸多领域,并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学界对徐志摩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研究和突破相比,将浙西文化与徐志摩诗歌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还是少之又少,试图从浙西文化的“女性”特质出发。将地域与文学相结合,重新审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