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民主”的定义

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23年4月和12月的“两篇文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26年9月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还认为，1926年9月后，陈独秀又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二次革命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不是一脉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1921年底开始酝酿国共合作到1923年12月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的发表，是“二次革命论”的萌芽时期。1921年底，马林向陈独秀提出过建立“民…     

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他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称为《新青年》),是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他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聘请许多新学之士到北大任教。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文科学长。这时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也在北大文科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当年9月1日,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中国古代“诗史”举隅

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先秦时代诗与史是不分的，诗即是史，史即是诗。清钱谦益《胡致梁诗序》：“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试论“宗经”理论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宗经”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和创作要求,由荀子提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篇中都倡导“宗经”这一要求,还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六义”之美.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也受“宗经”思想的影响,他“宗经”不仅宗“五经”等儒家经典,还宗经、史、子、集等文化遗产中的经典,“六义”之美也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表达.     

北大校长蔡元培

北大之大,首先是蔡元培之“大”。蔡元培之“大”,是胸怀之大、目光之大、品格之大、思想之大,是“有容乃大”之“大”。于是,蔡元培生前就获得东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予的尊称:蔡先生。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早在赴任之前,医专校长汤尔和和沈伊默就向他举荐过陈独秀。汤尔和说,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拿出十多本《新青年》给他看。蔡先生对陈独秀“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那个印象起始于蔡先生创办《警钟日报》。当时刘师培曾对他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陈仲甫一人支持了…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浅析陈独秀转为“托派”的主要原因

目前史学界对陈独秀的评价基本趋同于:他是一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这很能反映在他一生中的两个发展阶段中——从秀才到中共总书记,从总书记到反对派。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倡导和开创了新文化运动之先风,1920年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领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共两党合     

简评陈独秀的红学观念

20世纪之初 ,曾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最为活跃的时期。被誉为“本世纪十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 ,不仅都是“新文化运动” (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 ,而且对《红楼梦》这部旷世杰构的小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蔡胡二人都是赫赫红学名家 ,陈独秀却淹没无闻 ;其实 ,尽管他的论红文字不多 ,但其见解却自有其高明之处。胡适曾推崇陈独秀说 :“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 ,对旧文学很有根底……他更崇拜小说 ,他说曹雪芹、施耐庵的《红楼梦》《水浒传》比较归有光、姚姬传的古文要高明的多 ,在那时说这种…     

浅议人道主义思潮对“五四”文学作品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中国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得以发展壮大。 一、人道主义在我国的倡导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在《吾人最     

陈独秀是“反革命”“叛徒”吗?

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刊登夏立平《陈独秀能论定为“反革命”“叛徒”吗?》一文,列举一些人的回忆和其他材料,指出陈独秀在后期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国民党法庭上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陈出狱后,与党有过联系,“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董必武曾多次去看望陈独秀。延安《解放》周刊亦发表文章希望陈“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中共中央曾对陈独秀提出三项条件:1、公     

百年语文:陈独秀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中国现代史的面貌尽管不会大变,但恐怕也将有许多的不同。”这段话移用来评价陈独秀对现代中国新语文的影响也是极中肯确当的。     

“文”“字”的文化

汉字既是历史的“活化石”．又是流动的文化史。其最早的称呼叫“文”．和“文化”、“文明”共享一个“文”字，足见其关系的密切。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序》中说：“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他的这番话，并非夸大之辞。“文”是独体的、不町分解的，多为象形字。     

“科学”和“民主”的定义(节选)

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 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     

为什么要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上册第149页中讲“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一再妥协退让,是党在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下册第8页中,讲八七会议时“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在2003年6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上册第137页和2003年12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下册第7页中则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改,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赴京”还是“赴沪”？

岳麓版《历史》必修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课．在介绍毛泽东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时说：“1919年底,热心宣传新文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很快就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当时和陈独秀讨论的书籍,主要是《共产党宣言》等书。”还引用《毛泽东自传》的话说：“我第二次赴京时,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见,教材的意思是,     

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评“五四”文学革命性质和起点的争议

“五四”文学革命又称新文学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几十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起点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有人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钱玄同也说:“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     

人物介绍

柳诒征( 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学术成就他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先驱、开创人.他编写的《历代史略》,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1923年完成的《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他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他创办《学衡》、《国风》、《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他是现代儒学宗师.他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他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於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