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与袁世凯

梁启超和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梁袁关系的变化与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本文系统地论述了维新运动时期、辛亥革命前、民国初年、护国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梁袁关系。分析了梁袁关系变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并对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评价。     

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

袁世凯的评价问题是近代史研究中有分歧的一个领域。对袁世凯的评价,不仅关系到袁本人的历史形象和地位,而且关乎对清末民初整个历史走向的总体把握。如果重温一下八十多年前活跃于民初政坛的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或许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历史上的袁世凯不无裨益。一、梁袁关系说到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不能不考察清末民初梁袁关系的变化。事实上,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认识和评价,是随着梁袁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大体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近20年的时期,梁启超经历了由“仇袁”到“和袁”再到“反袁”的变化过程。“仇袁”最早可以追溯到维…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上)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下)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思想的退返现象——以梁启超为个案研究

20世纪前后,是中国思想大震荡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是很大的,分化是多端的,这在思想界是普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梁启超而言,他在思想上表现为时而前进而又时而保守、时而极端而又时而折衷。本文拟从对研究对象本身思想的强度和密度、社会的急剧变化、现代学术本身以及个体心理因素这四个方面来考察梁启超这一时代风云人物在思想上的退返现象,以期促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审计制度

袁世凯统治时期审计制度的兴废,不仅是近代民主政治与传统官僚政治之争的时代反映,也是研究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其思想资源虽继承中国古代传统审计文化的优秀部分,但主要还是对来自西潮冲击下西方审计思想的移植。它通过审计机关和相关审计法律、法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近代审计监察体系。袁世凯统治时期实为近代中国审计制度迅速发展的＂阳光灿烂之春天＂,其历史功绩主要在于为后来的审计制度建设提供了近代的范式。     

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分四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即: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体例设置独具匠心,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尊重历史,新见迭出,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袁世凯与俄国远东外交

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时期:一是袁在朝鲜时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三是《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前两个时期二者的关系对抗,后一个时期则为互相利用,这是由当时民族矛盾的变化而决定的。从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早期外交思想没有脱出洋务派"以夷制夷"的巢臼,而到后期则逐步萌生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     

梁启超教育思想初探

戊戌变法中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阶级斗争与社会思想领域中,是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的活动横跨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经历了一个充满变动与变化的时代.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传统封建文化转向西方     

论梁启超的“善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在戊戍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瞭乱。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思想界对梁启超的评价也有分歧。本文在于探讨梁启超变化之过程,善变之原因,从而挖掘其思想纵深之症结,这对于我们面对复杂莫测的政治气候,如何把握自己,坚持正确方面将不无裨益。     

近代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近代是＂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时代,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纪传体史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魏源对纪传体史书的改造、梁启超对纪传体史书的辩证认识和实践以及钱穆、柳诒徵对纪传体的守护与阐释,表明他们的创新和实践既来源于固有的史体形式,又跳出和高于固有的史体形式,客观上推动了纪传体史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     

试析袁世凯与慈禧的关系(1898-1908)

袁世凯和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两者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慈禧对袁初示信任，发展到第二阶段袁开始博得慈禧的真正好感，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慈禧对袁从真正信任到有所提防：两者的关系中统一是主要的，但也有对立的一面。对两者关系研究的深入，将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清末民初政局演变的历史脉络.     

从《释革》看梁启超的革命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释革》一文,不啻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宣言,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革命观。他在文中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申明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革命观不仅被他贯彻到史学、文学、宗教和道德等诸多领域,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风起云扬思猛士——潘之博爱国活动述论

潘之博是康有为“十大弟子”之一,一生追随康有为,与麦孟华构成康有为维新事业的“两驾马车”。他久戍军旅,戊戌变法前后致力于武装“勤王”运动,后又协助康、梁开展“运动倒袁”和“开放党禁”活动。袁世凯称帝时,入冯国璋幕府,联合各方倒袁势力。潘之博勇武雄才,忧国忧时,是近代著名的爱国猛士。     

梁启超的体育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梁启超曾不断介绍和传播西方体育理念,积极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现代化,是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体育思想以"新民"为终极目标;主张体育事业"全面发展",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缺一不可;提倡军国民主教育,推崇"尚武"精神;注重女子教育和平等体育.梁启超的体育思想,不仅是当时救济积贫积弱之中国的"良药",对今天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行政权的归属看袁世凯在民初对政治的整合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袁氏帝制自为失败郁郁而终,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这期间却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时期。袁世凯在这段时期,对政府机构的许多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动,主要体现在其政治的整合上。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观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虽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显示了很高的社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学术个性之比较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     

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科学精神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的变迁过程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而贯穿三个阶段他所予以重视的关键性精神即是“科学精神”.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学问该如何得到发展,并且忧虑“致用”的主观动机容易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其客观性,因此,梁启超主张学者应避开去问所治的学问是否实用.“为学问而治学问”,这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念》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的严酷现实,他所站到的非政治性立场本身就在政治社会环境中.《概论》在政治思想史学上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