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校注》商补二则

<敦煌变文校注>网罗宏富,校注精审,被公认为敦煌变文校理的新一代集大成之作,但仍有可商补之处.本文补正其校、注各一例:(1)<捉季布传文>"似山藏玉蛤含珍"的"蛤"或作"海",两者皆可通,未必"蛤"是而"海"非;(2)<李陵变文>"大王自将十万人来覆五千"的"覆"确为"歼灭,消灭"义,但<校注>未作举证、探源,本文试为补证之.     

《阿鼻地狱变文》校注

本文主要对<阿鼻地狱变文>进行了校录和简单的注释,可补<敦煌变文校注>之阙.     

《秋胡变文》中秋胡携《文选》事考释

<秋胡变文>中增益的部分反映了唐人,特别是科举的一些思想.从习经的情形,变文中<孝经>的排列次第,"三史"、"九经"观念的兴盛,以及明五经集中出现的情况看,<秋胡变文>最早出现的时间也只能是在天宝时期,其下限至元和年问,即中唐时期.同时,这也充分说明了秋胡携<文选>确实是应付科举的需要,它是这一时期<文选>兴盛的一个缩影.     

《敦煌变文校注》献疑

<敦煌变文校注>尚有一些不足之处:误录,或录一毫不相干的字,或未忠于原卷,妄加将通假字改为本字,或颠倒、衍或夺一字或几字;误释,未能考虑到变文所出时的语言特点、社会习俗等而臆断.     

敦煌变文《舜子变》中的后母形象解析

敦煌变文<舜子变>记载舜行孝故事最详细最完备,也是我们研究唐五代时期家庭关系的重要材料之一.尤其是其中塑造的后母形象,虽在<尚书>、<孟子>、<列女传>、(<史记>等传世文献中都有记载,但发展到<舜子变>已经与史传系统大不相同.变文中的后母形象来源于史传文学和民间传说两个系统,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逐渐演变.变文中的后母形象,不仅反映了后母在文学史上的变迁,也直接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后母这一特殊身份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     

《敦煌变文校注》校释补正

本文对<敦煌变文校注>中的一些校勘和注释提出了一些商榷.     

《敦煌变文》中的"抛弃"义动词

<敦煌变文>的词汇很有特点,对于构建科学而系统的汉语词汇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择取其中表"抛弃"义的五个动词加以探讨,通过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该类动词进行考察,井在此基础上得出两个结论.     

《敦煌变文校注》读札

<敦煌变文校注>,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近年来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是在原卷的核对、词语的注释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就在这些方面对之进行阐说.     

敦煌P．3451残卷变文“尚书”及其篇名考论

z于P．3451残卷变丈中的“尚书”及其篇名,1937年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认为“尚书”指张淮深,并拟变文名为《张淮深变文》。之后,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潘重归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及其增订本、黄征先生、张涌泉先生校的《敦煌变文校注》等都沿用了孙先生的看法。笔者在对P．3451残卷歌颂对象考证的基础上认为P．3451残卷变文的“尚书”应为两个一一张议潮和张淮深,其篇名似应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     

《伍子胥变文》与《伍员吹箫》杂剧比较

伍员是中国古代久负盛名、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以来,载录伍员事迹的史传稗说代不乏籍,敷衍伍员故事的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伍子胥变文>与杂剧<伍员吹箫>就是以伍员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说唱和戏曲文学作品.<伍子胥变文>是唐代敦煌文学敷衍这一题材的唯一作品,<伍员吹箫>是谱叙这一题材最有深刻思想意蕴、最富艺术感染力的现存杂剧.这两部作品虽都以春秋时期楚国伍员替父兄报仇的历史事实为素材,却由于作品文本体式与作者思想倾向、艺术功力的不同,在创作方面也呈现出了显著区别与悬殊差异.比较它们的异同,对深入认识和准确评价中国俗文学在唐元时代的演变发展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意义.     

敦煌变文校读札记

本以献用例为佐证,考校了敦煌变中部分词语。     

释“变”与“变文”

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视角,对"变"一词的由来和涵义、"变 文"之来源和形成作一思考探究,提出变文之命名当是文化合流的产物。     

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

本文考证敦煌变文中的《破魔变文》作于曹元忠时期，即五代宋初；《韩擒虎话本》是宋代话本。     

《王昭君变文》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王昭君变文》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商＂其注而未确者,＂补＂其校而未善、未尽者,有利于《王昭君变文》的深入研究。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释

本文运用排比归纳、文献与方言互证等方法,考释了敦煌变文中＂上座＂＂生杖＂＂氏＂＂万一＂＂萧率＂＂与＂等六条疑难词语。这些语词有的始见于唐代,有的还活在现代方言中。本文或抉发其古义,或辩正其旧说,或探明其语源,对有关俗文学作品的解读、古籍整理以及大型辞书的编撰和修订都有所裨益。     

变文与唐朝通俗叙事文学

唐朝是中国通俗叙事文学的成熟期,叙事作家自觉为“文”意识的觉醒,是其不同于前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唐朝通俗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变文,这种文学样式的产生与兴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佛教影响直接催生的结果。     

敦煌变文俗语词考释

本文运用排比归纳、文献与方言互证等方法,考释了敦煌变文中“爱”、“钉”、“夺”、“铺排”、“胜”等五条俗语词。这些俗语词有的始见于唐代,有的还活在现代方言中。本文或抉发其古义,或辩正其旧说,或探明其语源,对有关俗文学作品的解读、古籍整理以及大型辞书的编撰和修订都有所裨益。     

敦煌文献目连变文写本叙考

本文首次对目连变文的写卷原貌作一全面系统的考述。本文认为"目连变文"至少有十四种版本,五大系统。通过对十四种目连变文原卷写本的考述,本文认为斯2614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系列,创作于公元710年之前;北8719卷(水字08号)《目连救母变文》创作于公元939年;斯4564卷《目连经》创作不早于十世纪上半叶;北8444卷(成字96号)《目连救母变文》创作于十世纪下半叶;伯2193卷《目连缘起》创作介于公元949至987年之间。关于其抄写时间,本文认为,从公元710年至公元987年都不曾断绝。关于其抄写者,有净土寺寺学生薛安俊、显德寺寺学生杨愿,有净土寺僧人宝护、三界寺僧人道真,有尚书张议潮的参谋张大庆,他们抄写目连变文的目的是学习、发愿祈福或法会宣讲。关于目连变文的创作者前人还未曾探讨过,本文认为"目连变文"的创作者有唐人张保达,宋代僧人道真也可能创作过。他们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佛教的孝道、因果轮回报应和劝诫世人布施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