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橘颂》当为屈原晚年所作

本文通过对屈原辞作的全面考察和对《橘颂》文本的深入解读,并着重对《橘颂》乃屈原二十岁行冠礼时仿《士冠辞》而抒怀的说法进行了分析、驳难,认为《橘颂》实当为屈原生命的最后阶段所作,其作时大约与《怀沙》、《惜往日》相后、先.     

“楚辞”实为“楚”之“赋”辨——“楚辞”辨名之一

楚辞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与语词的搭配和使用习惯有关。楚辞之辞乃文辞之意,汉代既已习用如屈原赋等语词,而楚之名与单个作家名在概念上不能并列,则楚赋之称殊为不类,此舍楚赋而取楚辞之由也。楚辞,亦即楚之赋,实为以楚声及屈原为特定指向的多位作家赋作之类称;而《楚辞》,则是一种特殊的屈原集。楚辞之名的出现,不会早于汉初。《屈原列传》好辞而以赋见称之辞,仍指文辞,断非楚辞之省称,亦非所谓与赋并列之文体。     

屈原与浮士德

屈原与浮士德并提,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众所周知,屈原是中国古典名著屈原辞中的主人公,即诗人自己;浮士德则是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的主人公,在浮士德身上有歌德的影子,但浮士德到底不是歌德。屈原和浮士德相比,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传统也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以毕生精力探索     

关于伟大诗人屈原作品的对话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伟大诗人。他活动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其不平凡的一生中写下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系列宏伟绚丽的“楚辞”之作。这些辞作与《诗经》中的“国风”共同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故而“风骚”并称。屈原的辞作在中国历来深入人心,对诗歌创作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奇珍。     

儒者性情——从三篇赋来看陶渊明

本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和《闲情赋》三篇辞赋来探讨和理解陶渊明退居的生活状态以及其时诗人的心理状态。笔者认为,陶渊明是作为一个深具儒者心怀的隐士而存在。相对比较而言,陶渊明不似庄子,而近于屈原;不似屈原,而归于一介儒者。     

辨几组同音近义易混词

1.“词”与“辞”这两个字(词)在一般情况下可通用。如:辞(词)典,辞(词)章,辞(词)令等。所不同的是:①都可做文体名。但概念不同。辞:汉代常把辞与赋统称为辞赋。辞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之地而叫楚辞。又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故又称骚辞。词:一种韵文形式,由三言诗或七言诗和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     

《九歌》祭祀性质辨析

《九歌》是一组具有国家祀典性质的祭歌,用于大型、重要的祭祀活动。《楚辞》中《九歌》的歌辞与宫廷一般的《九歌》之辞不同,是屈原于沅湘南郢之城邑为当地贵族及部落首领或酋长、土王们祭祀时改写或创作的歌辞,而绝非一般现代意义上的“民歌”或民间祭祀之辞。     

《九章》与屈原之自沉——《九章》新论之五

屈原自沉汨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九章》与屈原自沉有无关系,屈原于《九章》中是否反映了自沉时的诀绝情绪。我们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而旧释者的回答则是肯定的。自汉以来,屈赋的研究者依据一条并不十分可靠的传说——屈原放于江南而复作《九章》,(1)便极力的在《九章》中寻求屈原的临诀之辞。于是,司马     

简说赋体之源

《汉书·艺文志》收录的赋包括辞与赋两类,说明辞、赋本属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和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始定汉赋体式。追溯屈、荀之辞、赋,当根于《易》而宗于《诗》。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先秦时期祝辞的范围很广,涉及国家重大的祭祀、政治、礼仪、外交等多种场合,因而祝官要掌握多种文体写作、言辞特点与诵读技巧。屈原的出身、教育及生活的环境,使他娴熟祝官的“六辞”写作,受其影响明显。由《离骚》的题意及写作目的分析,它与祝祷仪式的关系密切。《离骚》自叙开篇更是受到了祝祷辞的影响,而且《离骚》还直接引用祝辞入诗。《离骚》炽热真诚的情感,也与早期祝辞的陈信精神相一致。祝辞“呼告陈辞体”与屈原的呼天倾诉具有共同的心理及文化基础,因而启发了屈原运用这样的体式来进行创作,并且促进了屈原的文学自觉。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诗人李贺为骚风吸纳的必然性

已有大量论及楚辞对后世的影响及李贺于前人的继承的专著和文章。对李贺与屈骚的关系都有论述,但所涉领域多是艺术的渊源和影响。通过李贺对屈原在思想、抱负、情感上的理解与认同,诗韵诗风的理解和趋同等方面的论述,从精神的深层探析诗人李贺为骚风吸纳的背后存在的某种必然性。     

巫风下的楚凤与屈原

结合考古出土的楚凤造型与文献记载的楚凤形象,可以发现楚凤所传递的精神意象与屈原在辞赋中张扬的精神人格高度契合,浓郁的巫风连接起屈原与楚凤,楚凤与屈原共同诠释着楚人对美的追求。     

屈原的崇高人格及其人格魅力恒久持续的原因

屈原的崇高人格,主要表现为耿介正直、独立不迁的性格气质,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感,以及追求理想、顽强不屈的精神意志等。屈原的崇高人格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无穷而恒久的魅力,主要是因为屈原拥有煌煌不朽的诗篇,屈原传承了先民的思想文化,后世贤哲与屈原产生心理共鸣,以及端午节民俗传统对屈原的历史记忆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屈原《离骚》和曹植《洛神赋》中宓妃形象

宓妃这一形象源于神话,而文人对她的解读和看法各有不同,屈原和曹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屈原的《离骚》中,宓妃是一个骄傲无理、轻浮淫游、变化无常的否定形象;在曹植的《洛神赋》当中,她却是一个缠绵痴情、凄美生怜的肯定形象。追溯形成此差异的原因,便是心境与际遇使然。“否定”出自于屈原的彻底绝望,“肯定”来源于曹植的一线希望。     

屈原流放陵阳考

在屈原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哀郢》、《招魂》、《远游》等;在考古出土文物里,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寿县《鄂君启节》、石台怪潭郢爰、皖南铜矿遗址、青阳先秦文物等;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边角料”（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的人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闻一多“屈原三论”

闻一多研究“楚辞”,因其特殊的专业背景、人生经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往往得出一般传统学者讥讽的“可怪之论”,如“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屈原是‘文学弄臣…,“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然而,正是“楚辞”研究,最能彰显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品读《离骚》感悟屈原的人格之美

至今,屈原的故事仍然在广为流传,屈原仍受到百姓的敬佩爱戴,百姓爱的是他身处逆境仍心系百姓。他的《离骚》世代传唱,不仅是因为《离骚》中的深刻内涵,更因为通过离骚,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屈原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他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     

从民间信仰析论屈原之死

“神鱼送尸”、“水仙”、“江神”等民间关于屈原之死的传说,实际是楚地民间水（鱼）中转生信仰对“屈原之死”的价值判断.屈原自沉前的诗篇告诉我们,诀别人世前的屈原,是激情的,但也是理性的,而诗中密集的水意象、浓浓的“昆仑”情结等水文化符号,亦暗示着屈原价值判断中对楚民族水中转生信仰的文化认同.故屈原之死的方式选择,深受楚地民间信仰的影响,楚民水（鱼）中转生信仰是重要的文化性根源.     

屈原生辰研究综述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他创作的楚辞体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源头。由于朝代邈远,战乱频仍,使很多关于屈原的珍贵史料荡然无存,因此,对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关于其生平的材料却只有一鳞半爪,使后世的研究者对其人其作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关于其生辰的争论一直是个焦点。自王逸,朱熹各自提出关于屈原出生日期的观点以来,关于屈原生辰的研究便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代,更是对屈原的生辰进行前所未有的实证性研究。本文尽量穷尽关于屈原生辰的研究成果,以期能给后来研究者提供这一论题的研究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