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流民及其政治影响

承西晋末年之乱,东晋南朝的流民问题格外突出。这些流民来源有二：北民南迁和东晋南朝内部流民。为解决流民问题,南朝政权或遣返流民,或赈恤灾民,或侨置郡县,或实行土断。流民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侨居江淮之间的流民武装构筑了东晋南朝南方的安全屏障;北方流民构成了东晋南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流民也促进了门阀势力的壮大,巩固了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     

流民·北府兵与门阀政治

东晋时,流民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由开始作为一种南北缓冲的力量到成为一种强大的武装,再逐渐变为东晋王朝极为倚重的北府兵,流民的壮大对于东晋政局,乃至于南朝的政治走向都有着重大的作用,流民武装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流民和流民武装的变化发展是一条认识当时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     

浅析东晋南朝流民自主流向问题

东晋南朝涌出的大量流民,在政府无暇管理时,部分自择方向,有流入私家大族成为佃户或私荫户;或投奔寺院为僧为尼;或自结成群,隐入山林。流民自身主动的安置,减轻了当时社会的压力,稳定了社会秩序。     

以东晋侨置郡县的设置简论北方士族的消长

东晋侨置郡县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由于北方大片土地沦丧而使得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南下,为了安置他们,东晋政府按其籍贯设置侨郡侨县.东晋侨置反映出北方士族力量的发展趋势,在初始和发展阶段,侨置保障了南迁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从而为他们实力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东晋政府和士家大族矛盾激化时,对侨置郡县...     

周洪谟《流民说》及其实践

针对明朝中叶严峻的荆襄流民问题,周洪谟作《流民说》,大胆突破祖宗＂山禁＂,提出仿东晋侨置郡县之法安置荆襄流民。朝廷在安置流民失败后最终采纳其说,并派原杰等人组织实施,取得了稳定一方的效果。     

东晋南朝浙西航线文学研究

浙西航线是指上接新安江流经建德、淳安、富阳、桐庐,向东经杭州湾注入东海的水上交通线路。它作为功能地域概念,反映了东晋南朝浙西城市的空间分布以及浙西与皖南的交通网状结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视角,是东晋南朝文人行旅的一条重要交通之路,能够显示出东晋南朝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一些基本特点,有利于考察地域、交通和文学的关系,把握东晋南朝不同地域文学的发展规律。     

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

南朝国婚形态是东晋的继续和发展。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南朝国婚和东晋时期一样重视门第等级和人物才能品性等素质,但南朝国婚婚选倾向荫华势弱之族和清虚退让之士。南朝国婚门第观与人物观的变化反映了门阀制度和门阀士族走向衰微的历史趋势。     

东晋南朝中央与地方财政问题探析

南朝时期,皇权走出了东晋时期的低谷,进入“复振”的新阶段,而两个时期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关系迥然不同,导致这种转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晋南朝时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地位关系的变化。与东晋相比,南朝时期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日益提高,地方财政所占比例则日益减小,这时当时政局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

东晋南朝士族盛行门第婚姻,国婚是此时门阀士族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婚在东晋南朝的流变则充分说明了门第等级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的灭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补白三则

东晋南朝的“棋品” 东晋南朝是围棋极为盛行的时期。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出现了衡量棋手水平的等级标准—棋品。 棋品最早出现于东晋时期,东晋人范汪曾撰有《棋九品序录》一书,就是记录当时棋手品级的著作。棋品,类似今天的围棋段位,亦划分为九,但次序相反,以第一品为上。东晋南朝时期,具备一定水平的棋手都有品级。像南朝刘宋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南朝宋、齐之间,琅琊人王抗棋术最精,为当时第一品,吴郡人褚思庄“思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部僧尼传所见东晋南朝佛教传播及分布

东晋南朝佛教中心有建康、荆州、庐山、巴蜀、会稽等地,这些中心的形成与其本身的政治、军事地位密切相关,也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梳理这些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明了佛教在东晋南朝的传播情况。     

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四方面。作为东晋南朝社会主体的世家大族集团（即士族），为维护其特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吏的选举、庄园经济的经营、世代家学传统、宗教信仰、编定家谱、以及限定通婚范围等方式，严格区分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南朝的寺院和僧侣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望着那烟雨凄迷中,一幢幢的殿宇、一段段的红墙而詠出来的诗句,由这两句诗中,佛教在南朝的盛况,宛然呈现於我们的眼前。我们知道,江南之有佛寺,始建於吴孙权的时代,然而一到东晋南朝时,佛教竟具有盛大之势力,这是有它的必然原因的。因为自从永嘉之乱,中原淪陷,以司马睿为首的汉族大地主集體逃到江南,再建东晋政权。但是北方蠻族的势力又继续的向南压迫,使得他们在物质方面感到空虚,在精神方面感到驚懼,於是只好把寄託放在神佛上,希望由於神佛的保佑而苟延他们的封建统治。同时,这些人失掉了中原的大片土地,乃加紧对江南的土地兼併和加重对江南人民的经济剥削,这样,就使得他们與江南的土著地主及人民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因此,他们也希望通过僧侣作为桥樑,来调谐舆土著地主间的关系,并利用佛教作为麻醉和欺骗江南人民的工具。这就是佛教與东晋南朝的政治势力相结合的主要原因。     

南朝官方史职机构建设述论

南朝时期官方史学较之东晋有着明显的发展,这在南朝官方史职机构建设方面得到充分展现。南朝自刘裕建宋起即沿袭东晋设置著作官,此后各政权又相继延续,并随时代变迁在著作官品阶和职掌上略有调整。南朝后期撰史学士的增设,是官方加强史官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南朝前期"史学"馆的出现与总明观中史学分科设立,则是官方在撰史机构之外重视史学建设的又一突出表现,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史学史意义深远。     

《与朱元思书》漫谈

<正>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是东晋南朝山水散文中的优秀代表作品，最近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不论从备山水散文之一体，还是从东晋南朝文学的代表作的角度看，它的入选都值得欢迎。     

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在西晋大一统瓦解后各族纷纷建国的历史态势中,百济的道路代表其中一个重要类型。在"天下意识"下,百济与东晋南朝在形式上构建统一的政治体系、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百济首次朝贡东晋便授官,这似与百济、夫余间的历史渊源有关,也是国际形势变动及各自内政需求的结果。自东晋起,对百济王除授形成常例,基本上每任百济王在即位之初便遣使东晋南朝,除授前王的官职。5世纪起,尤其是东城王牟大"内属",百济内部官僚由百济王假行职,再由南朝朝廷除正,也成惯例。与宕昌王、河南王相比,百济王在吸收江左文化制度时受到特殊优待,这是基于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百济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自觉参与,使其国势盛衰也与江左王朝相应。     

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及侨流人口考论

东晋南朝时，既是安徽地理沿革中最称混乱的一段时期，也是安徽人口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而这缘于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与侨流人口的大量迁入，依据典籍，东晋南朝安徽境内可考侨州7，侨郡41，侨县131，可考的侨流人口，大明八年时近3万户，近19万口，而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流人口总数，则估计要超过40万口。     

南朝王谢家族内部关系比较

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东晋是门阀大族与皇权共治的一朝,而南朝皂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大族无法与皇权共治,并且逐渐衰落.本文比较了南朝时期处在衰落过程中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内部的孝悌关系,发现陈郡谢氏远较琅邪王氏团结、和谐,并对其促成原因加以分析.     

东晋南朝与西北诸国的交往

西北诸国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古已有之,且史家论之已详;而西北诸国与江左地区的联系,则自东晋南朝始,史家注意亦较少。事实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左与西北诸国建立了极其广泛的联系,进行着频繁的交往,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写下了壮观的一页。立国于江左的东晋南朝政权,面对强大的北方敌对政权,不得不积极从东北与西北方面寻找盟友,与之建立密切的交往,犹如伸出左右两手从战略上包抄北方政权。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