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文的语言特点

中国古代公文言辞优美，言简意赅，用典精当，文风活泼，读之令人爱不释手。认真学习、借鉴古代公文在语言方面的艺术，对于今人撰写公文和文章都大有裨益     

合理借鉴古代公文语言技巧有效提升现代公文写作水平——论古代公文阅读对现代公文写作的语言借鉴意义

提升现代公文写作水平,除强调公文格式的规范性和程式化外,更应建立公文写作的语感习惯,从质朴明白、文约事丰的语言要求,说理透彻、形象生动的语言手段,常用句式、惯用词语等方面,合理借鉴古代公文语言技巧,以质简丰厚的充实度、文质兼备的接受度、整饬专业的规范度,提高现代公文写作水平。     

试论古代公文中的情感

本文分析了古代公文中情感存在的原因:人治替代法治的治国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交叉渗透以及公文作者的学者化和文人化;同时根据情感内容、表达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对古代公文中的情感进行了分类,并结合具体的文章进行了描述。     

中国古代公文中骈体与散体的运用

骈体与散体是古代公文写作中经常使用到的两种文体。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儒家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本文从古代典籍——正史方技传和儒林传类入手。以此为线索,并搜集了若干其他资料,说明儒家与中国古代科技有着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带有强烈的演化特征。探讨了儒家前身“儒”与中国古代科技的联系;儒家与中国古代科技的相互关系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变化的原因,其中重点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儒家恕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儒家恕道与中国古代法律化传统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使中国传统法律化表现出鲜明独特的公法化的个性特征。本从恕道的渊源、内涵及法化品性入手，阐述了其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化的影响，并剖析了恕道、法律化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简论古代公文理论及实务的演变

有字记载以来便产生了公。我国古代公实践及公理论的历史可以分为形成、完善、发展三个阶段，并自始至终贯穿着公风不断向简约、实用方向改革，对公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具有指导意义。     

论古代公文的五大关系

中国古代公文特别是历史上公认的古文名篇,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从写作技巧的角度切入,具体探讨一下古代公文中所体现出的"繁"与"简"、"曲"与"直"、"详"与"略"、"叙"与"议"、"概括"与"具体"这五大关系。     

中国古代公文名称演变及其分类

现在通用的"公文"这个名称,出现于秦汉之后。但当时仅指适宜作发布的公务文书,作为总称,是后来逐步形成的;古代公文,具有政治权威性、专任性及保密性,有自身的风格;各个时期都有对公文的分类研究。     

对古代公文中道德主旋律运用的辩证认识

中国二千年来,道德是最高行为规范也是主旋律,即使有法律的产生,由于君主权力高度统一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它也难以成为广泛的最强约束力。于是道德甚至一度凌驾于制度,从家常伦理到忠君报国思想成为一切问题的通行证。德治的效果世人有目共睹。但同时,光天化日下的＂道德第一＂背后引起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遵循＂文以载道＂的文章学精神,我们能很好的从作为管理方式的中国古代公文对道德的运用中得到一些印证并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经"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多为"史"。就"经"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经学是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教育功能统一而不可分。两汉的儒者通过经学对六经加以适当地诠释,使六经的知识系统很好地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帝国的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以"经"为教育模式的基本实现路径。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经学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地创设和运用范畴是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范畴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十三经的大多数典籍都有文论范畴,并且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范畴在古代文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属于核心范畴或元范畴,具有极强的繁衍再生力.因而,经学构成了文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渊源.其二,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文论范畴内涵的影响而实现的.经学家通过对文论范畴内涵的阐释和规定,以实现对文论的渗透和制约,这是经学通过制约和利用文论进而来制约和利用文学的一个有效途经.其三,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总是从自身学术特点的角度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出发来阐释文论范畴,从而使文论范畴具有了政治伦理化的品格.进一步说,经学的理性精神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论范畴以突出的理性化品格,这一品格促进了古代文论学科的科学性、学理的逻辑性和理论的深刻性.经学对古代文论范畴及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必须与经学这一因素相联系.     

浅论读经对青少年儿童的益处

自从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发起“读经运动”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读经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参加读经学习的儿童,身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诵读古代经典,使人获益颇多,读经可以涵养德行;可以重塑民族精神,提升文化鉴别力;可以开发儿童智力,形成语感,提高阅读能力。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积极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负面的制约作用方面。其积极影响，一是表现为经学元典构成了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并从思想原理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表现为后世经学家对经学的阐释、解读及理论著述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宗经”意识的形成和“依经立论”文论建构模式的确立。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文论家的影响而体现出来，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经学元典创始人的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二是经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文学家的经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的关系。古代文论对经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经学在文论领域的普及；二是文论家对经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用或改造，从而为文论和文学服务。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密切关系表明，从经学角度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或许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及生成、发展演变的真正原因。探索经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隐者形象

《论语》《庄子》《史记》《后汉书》《晋书》《世说新语》等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众多隐者形象,文章通过对这些古代典籍中隐者形象的梳理,归纳出拒官不仕型、佯狂型、归隐田园型、投身"无用"型四种隐者形象的类型特征,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学术特征之影响

按照学理,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以抽象思辨、理论论证为特征的理论性学科,应该以严密的逻辑来论证其理论,应该运用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分析论证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观点,并用论证性文体来建构其理论,这样才能体现出以"论"为本色的学术特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论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和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述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并严重地影响了古代文论走向当代。事实上,古代文论并不缺乏"论"的学术特征,只是目前尚不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形成这种学术特征的深层原因,是经学。经学对古代文论的"论"的学术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二是逻辑论证的表述方式,经学关于文论的表述,以逻辑论证为显著特点。三是理论性文体的运用,一方面经学元典中"要言"、"语录"式文论文献从文体形式上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经学家阐释文论问题所运用的"论"、"序"、"书"及"诗话"等文体,都体现出了突出的理论性特点。     

六经的意义与史学变革--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再认识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不少史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歧见迭出。实际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是与他的史学变革理论官切相联的。“六经皆史”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章学诚融通经史,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上的一致性;其次,章学诚从《春秋》中引发出“史义”的理论,从《周易》中引发出“变通”的思想,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核心和依据,并考察了《周礼》《尚书》所蕴涵的史学价值;第三,在史书体裁上,章学诚提出效法《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形式,打破后世史体僵化的局面,对新的综合体裁进行了探索。     

论原典阅读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创新

原典阅读以及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创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条重要途径。它有助于纠正学生对文学史的认识误区;改变被动接受知识的定式;提高毕业论文的创新能力。在具体的创新实践中,应当注重文本阅读的科学性,课程设置的多层次性,考核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考核范围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