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_1”、“了_2”的句法位置

理清＂了1＂、＂了2＂与句子情状的纠葛,才能正确认识＂了1＂、＂了2＂各自的语法意义;结合＂了1＂的＂实现＂义和＂了2＂对＂现在＂时点的凸显功能;,才能理清＂了1＂、＂了2＂句法位置的纠葛,特别是＂了1＂、＂了2＂在句末合体时的情况,从而得出＂了2＂不独现的结论,反过来又有助于辨别＂了1＂、＂了2＂,并能更好地理解＂了1＂、＂了2＂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心灵美学绪论

＂心灵＂这个词,可以作为＂美学＂的表述。因为,它指我们用＂感觉＂感觉到的＂超感觉＂,使我们的＂感性＂之中,存在着＂超感性＂。从而,在＂有限＂之中＂感＂到了＂无限＂,在＂自然＂当中＂感＂到了＂自由＂。＂心灵＂成了＂美学＂诞生的基础,也是＂美学＂研究的主体。     

“呆”“待”混用探源

在今天,＂呆＂读dāi,＂待＂读dāi和dài。在dāi音＂停留＂意义上两字存在混用的情况。＂待＂字比＂呆＂出现早,先秦就有＂待＂字,而＂呆＂最初是＂保＂的古文,到元朝才有了＂傻＂的意义。在明清之前,＂待＂字的含义没有＂停留＂意义,明清开始才有此含义。＂呆＂字到明清也只有＂傻＂之类的含义,只是到了解放前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才出现了＂停留＂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时候,＂呆＂＂待＂混用了。＂待＂读＂dāi＂是在与＂呆＂混用后,受＂呆＂的影响才增读＂dāi＂的。     

“翻转课堂”翻转了什么

＂翻转课堂＂翻转了什么？第一,注重先学后教,翻转了教学方式,推动了从＂教＂向＂学＂的转变;第二,注重以学定教,翻转了教学内容,推动了从知识肢解的＂碎片化学习＂向问题解决的＂整体化学习＂的转变;第三,注重课程创生,翻转了教师角色,推动了教师从＂教学工作者＂向＂课程工作者＂的转变;第四,注重自主管理,翻转了教学管理,推动了从＂学校管理＂向＂家校共育＂、从＂教的管理＂向＂学的管理＂的转变。     

“协商互动”的发展过程、理论依据及课堂意义

＂协商互动＂始于＂话语修饰＂,途经＂意义协商＂、＂形式协商＂与＂内容协商＂,最后到达＂意义协商＂、＂形式协商＂和＂内容协商＂并列分析的阶段并构成其主要内容;它整合了＂输入假说＂、＂输出假说＂、＂互动假说＂和＂社会互动理论＂等理论资源,打破了＂I-R-F（发问——回答——反馈）＂传统课堂话语模式,建立了一种新的课堂话语框架,在语言形式与内容,语言准确性与流畅性之间获得了平衡,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     

吕大临“性与天道”思想探析

＂性与天道＂是宋明理学特别是北宋理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吕大临＂性与天道＂思想形成于美学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继承并超越了张载,并在＂性与天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吕大临以＂虚而诚＂表达了＂天道＂无形而实有的特征,并在＂性与天道一＂的理论框架下,推演出＂天道＂下贯于＂人性＂也同样＂虚而诚＂。在分别阐述＂天道＂和＂性＂之后,吕大临又以＂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来表达＂性＂与＂天道＂的贯通之意,最终使得儒家的大道精微之＂理＂落实到现实的＂礼＂之上。不难看出,吕大临在＂性与天道＂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     

从“守约”看孔孟心性论的不同及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的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王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笑,拟或是哭——《聊斋志异》中婴宁形象的几点反思

从＂真我之美＂、＂孤愤之深＂、＂无奈之变＂三方面分析了婴宁＂非同寻常的笑声＂;从＂以父之名＂、＂儒道之争＂、＂善恶之辨＂三个层次上揭示了婴宁形象＂深埋心底的人性＂;从＂名士之神＂、＂慕爱之果＂、＂诗意之趣＂三个角度展示了婴宁这一形象＂令人难忘的神采＂。     

论当前“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暖,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现象,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纷纷反映＂求职难＂,导致形成了＂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奇异现象。本文分别对＂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造成＂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两难并存的对策与建议。     

"人文":中国古代文论的哲性之思

中国古代文论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理念。＂人文＂内在地包含了＂文＂与＂人＂两套话语系统,以＂文＂为核心,在＂文＂的规范与制约下展开＂人文＂的矛盾张力,中国古代文论在自身的论阈中体现了独特的哲性之思。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模式与理论内核的＂人文＂理念迥异于近现代西方＂人文＂理念的一维思维指向,＂文＂与＂人＂在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动态平衡中显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本色,具有人文底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为当下的＂人文＂之思注入了中国式的思维维度与理论深度。     

基于流通分析的高职图书馆馆藏建设策略探析

通过对图书馆馆藏图书流通情况的统计,选择馆藏各类图书借阅量、品种借阅频次、单册借阅频次、读者阅读规律等指标分析读者的阅读需求,由此探索图书馆基本馆藏建设和文献采访策略,为馆藏资源优化及服务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很简略，理论上也少有针对性的细线条探究，司法实践中标准不明，随意性大。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外国立法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原则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排除犯罪事实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量刑、执行刑罚有影响的情节，谁主张谁举证；对于举证责任冲突的情节，可分不同情况处理；对于程序的合法性，公诉方负举证责任。     

《汉字发展史纲要》形声字发展说指瑕

《汉字发展史纲要》在论证汉代形声字发展之时,对《说文解字》中部分汉字史料的时代缺乏考辨;对出土文献所用汉字与《说文解字》收录汉字的类型差别,未作区分;对出土文献中的汉字史料利用也不够充分,故而导致其书对形声字发展轨迹的描述不尽准确。《汉字发展史纲要》认为汉代是形声字大量产生的时期,根据近人的最新统计资料,形声字数量在战国时期就超过当时汉字总量的80%,形声字大量产生的时间,应该提前至战国时期。     

论语文教学中审美能力的培养

美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语教学中忽视了审美教育。语教学中审美能力要从培养学生的审美信心和审美情趣开始。从阅读、欣赏、写作训练等方面着手，达到提高青年学生审美、创造美能力的目的。     

发展物流教育及其对策

本文针对中国物流对人才的强烈需求以及当前物流教育存在的问题,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方法等方面,尤其对教学计划的制定提出了全面的系统建议。要注意教学计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培养目标要明确具体,防止空泛,要符合物流市场的需要;强调人才培养结构要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要十分重视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培养;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改进教学方法;注意科研对教学和实践的带动作用;要加强在职员工的继续教育等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管窥江西客家研究未来趋势:台湾与粤东的经验

客家研究兴起于台湾、香港与闽粤赣,目前台湾与粤东“具历史深度的建构论”立场蔚为主流,本文认为在这一研究趋势下,江西的客家研究应该一方面以前述理论检视江西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的族群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则以江西本身独特的历史、地理、语言及文化的背景,与台粤的理论展开对话。     

法律信用论纲——法治实效的理念保障

法律具有在社会主体间价值共识与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信用性。法律信用既是法治运行系统中客观存在的基本要素,又是社会主体应当具备的一种主观心态与文化素质。法律信用在法治系统构成中占据基础性与决定性地位。考察与把握法律的社会信用性,有助于充分认识法的运行的内在结构,养成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的法治观念,自觉进行法治实践活动,遵循法治的基本要求,在理念层次上保障法治实效的真正实现,促进社会生活和谐稳定与发展进步。     

略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来源于古罗马法的概念，我国《行政诉讼法》首次对举证责任制度加以规定，但并未对其做出详尽的说明，因而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则争论颇多。从举证责任的涵义和性质入手，分析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论邓小平丰富的用人思想

邓小平的用人思想是邓小平人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人民公认、实践检验的用人路线;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德才兼备、注重＂四化＂的用人标准;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用人气度;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方法;放开视野、五湖四海的用人艺术等方面。研究和把握好邓小平的用人思想,对于推进当前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开公平公正地用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纠谬——明别集提要五则

《四库全书总目》很大程度上仍在建构当代学界的知识系统和观念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散见于该书中的各种谬误却屡见不鲜,此在明别集提要中尤为突出。陈谟自谓校文江西、广东,《海桑集》提要误为“聘为江浙考试官”,其集诗二卷、文八卷误为“诗文各五卷”;王冕字元章,《竹斋集》提要误为“字仲章”,王冕曾孙婿之子骆居安所辑误为“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史谨《独醉亭集》提要将壬午为建文四年误为“建文五年”,而建文前后仅有四年;袁凯《海叟集》提要谓“不知据陶宗仪《辍耕录》,是诗作于至正末,乃用金陵王谢燕事”,而核之陶氏该著根本无此记载,此与袁华《可传集》提要引杨维桢语评袁华之语纯属子虚乌有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