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同志论古典文学

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才开始读到冯雪峰同志的文章,其中《回忆鲁迅》和一系列有关鲁迅的论文给我影响很深,因此,我对雪峰同志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印象:雪峰和鲁迅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读他的《论文集》等著作,总要想到鲁迅先生;每一次读《鲁迅全集》,也总要想起雪峰同志。今天写这篇《冯雪峰同志论古典文学》的时候,也还要不断把他和鲁迅先生联系起来。     

略谈冯雪峰对鲁迅创作的研究

本文考察了冯雪峰鲁迅创作研究的全部成果,指出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和不足,同时也指出了这种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继续下去的遗憾和悲哀。     

中国比较文学之父──鲁迅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

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等文,业已带有比较研究之性质,而鲁迅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才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摩》文中已涉及到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诸多比较文学领域。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贯穿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及许多杂文中,从而形成了鲁迅自己的比较文学思想体系。鲁迅以自己宏富精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起着开辟与奠基的作用     

一篇歪曲魯迅的“魯迅论”

冯雪峰以鲁迅的亲信的战友、鲁迅遗产的研究者自居,在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未揭发前,却也迷惑了部分的人。但他早就是歪曲鲁迅、诬蔑鲁迅,并由此进行他反觉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宣传,他在二十年前的那篇“鲁迅论”(注1),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篇“鲁迅论”是冯雪峰在鲁迅逝世刚一周年时写的。通过这篇文章,他狠心地将我们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曾被我们领袖誉称为民族英雄的鲁迅的社会思想,说得是那样阴暗和漆     

冯雪峰《鲁迅传》手稿整理后记

2008年,冯夏雄先生将其父冯雪峰先生的手稿、书籍、遗物等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朝华文库”冯雪峰专库,其中有一份未定的《鲁迅传》手稿,弥足珍贵。     

比较文学的一座丰碑——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读后

比较文学与接受理论,在中国学界,已成为显学或热门。比较文学的繁荣,更极一时之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编辑部于1990年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可视为对中国比较文学新时期成就的一次总结。中国比较文学也由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两大分野,渐趋于集中在主题学、诗学、文化学的比较研究上,从而形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某些特色,产生了不少坚实之作。彭定安先生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以下简称     

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摩罗诗力说》看雪莱对鲁迅的影响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文学理论的代表作,也是鲁迅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本文拟从该作品介绍的浪漫派诗人雪莱入手,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考察鲁迅对雪莱的接受,并认为"误读"之本意在于启蒙,呼唤中国的"摩罗诗人".     

鲁迅与比较文学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关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这些论述发展了他的比较文学观,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鲁迅一生学习、研究、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对十九世纪所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十分熟悉。他十分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获凯维支和裴多菲等人,也非常喜爱果戈理、契河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将他们那种富有反抗精神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介绍给中国人民。1907年鲁迅写下了第一篇富有比较文学特色的论文《摩罗诗…     

茅盾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一门边缘科学,近几年来在国内已受到广泛的注意。自从十九世纪末期比较文学开始建立以来,已有九十年的历史。虽然在本世纪初鲁迅、茅盾都开始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国外文学,三十年代又有了傅东华及戴望舒分别翻译的有关比较文学的历史与论述,但是由于前一个阶段我国独居孤岛,与世隔绝,对比较文学完全     

“比较既周,爱生自觉”——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几点危机

随着比较文学课程在国内外各高校的开设,"比较文学"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文学界的关注。但在"比较文学"成为热点的同时,当今比较文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研究内容不明确,方法不灵活,目标不统一等。这些问题如果界定不清,会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危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应回归到鲁迅提出的"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主张,透过世界文学的视野,用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提炼出具有普遍诗学意义的文学本质,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学创作与批评。     

胡风:鲁迅精神的传人

胡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活动家,“七月派”的领头人。他与鲁迅的关系极为密切,并肩战斗,心心相印,是鲁迅的忠实学生和亲密战友。数十年来,他继承“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为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息,为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在文学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对鲁迅的文艺思想多有继承和推进。虽然历尽苦难,但却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勇于牺牲,不愧为鲁迅思想,品格和文学艺术的一代传人。     

鲁迅纪念中的胡风声音

鲁迅的精神、思想和人格对胡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鲁迅文学和精神传人的胡风,从鲁迅逝世到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几乎每年都要写文章纪念鲁迅,并且还特意标明是为了纪念鲁迅而写,每一次谈论的问题和重点也有差异。＂鲁迅纪念＂是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胡风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阐述鲁迅精神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思想文论,维护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批判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宗派倾向。他在复杂的文学斗争中张扬鲁迅精神。     

“现代性”与顾彬论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方法论考察的一个角度

围绕"顾彬论鲁迅"这一案例,可以考辨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在把"现代性"理论转型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时的学术得失。所谓"得",是指顾《史》能将"现代性"原型,经"中国现代性"这一中介,推导出政论化的"对中国的执迷",且将其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来史述鲁迅,这表明顾彬作为资深汉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慎思。所谓"失",则指顾《史》不过是把百年中国文学作为张扬其"现代性"阐释能量的文史道具,故其论鲁迅也就颇失水准,不仅大体规避了对鲁迅文学的纵深述评,即使偶尔言及阿Q,也浅尝辄止。     

主体与公理的辩证--以《华盖集》为中心看鲁迅对“公理”的态度

鲁迅对"公理"的反思在其留日时期(特别是在章太炎抵日后)即已产生。而1925年他与"《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们的论战则给了他在现实中检验其反公理思想的契机。"公理"逐渐为鲁迅捕获并树立为批判的对象,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鲁迅对"布施尊敬"的反感、对"公允之言"的厌恶和对空洞"公理"的拒斥。"公理"既是空洞又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特点紧紧与鲁迅论敌的"局外人"态度联系在一起,因此"公理"是悬浮于主体之上的,而鲁迅主张抛却公理的外衣,赤裸地在"风沙"中斗争。但是,受到章太炎"齐物"思想影响的反公理思想在主体中却不能贯彻到底,"峻急"和"随便"在鲁迅思想中展开了辩证。     

鲁迅作品反封建主题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鲁迅作品的反封建不仅涉及外在的制度文化,更指向了人的内在心灵和思想意识。解读鲁迅作品,应从表层的制度文化转向深层的思想意识,从外部的批判转向内部的反省,从对社会的反叛转向对自我心灵的更新。鲁迅作品的反封建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政治的永恒魅力,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动乱,反而会从更深层面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生死之间:鲁迅散文人学的一个精神体悟

鲁迅散文蕴含丰富的人学思想,生死之间就是鲁迅散文人学的一个精神体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狗·猫·鼠》《父亲的病》描绘了生机盎然的乐园与隐鼠、父亲的死,这是鲁迅最初的生命意识与死亡体会。鲁迅在《无常》《女吊》中赞扬了这两种鬼物,映衬的是民众对生与死的达观与不屈不挠的态度,从侧面展现鲁迅的生死体认。面对青年人美好生命的戛然而止,鲁迅著有《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感到珍爱生命与正视死亡的必要性。《死》中,鲁迅诠释了自我的生死体悟,生要"赶快做",死是"随便党"。     

论后期鲁迅与“上海人”文化性格

以"精明"为核心性格特征的所谓"上海人",既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和人格化表现。无论从籍贯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鲁迅都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及上海文化始终未能"消化"鲁迅、"溶解"鲁迅,鲁迅也始终对上海文化主要采取批判态度。"上海人"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处在鲁迅人格精神的对立面。在鲁迅那里,与"上海人"的"精明"针锋相对的,是其彻底的反虚伪、反庸俗、反市侩、反财富和权力崇拜的做"呆子"的意识。他在其生命后期不懈地进行对"聪明人"的批判和对"呆子"精神的颂扬,自觉抵抗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中的信奉个人利益至上、实利主义的"精明"倾向,呼唤气魄宏大、精神强健、正直、质朴、无私、真诚的"上海人"。鲁迅对"精明"之外的真正能够支撑民族文化革新的强健人格的探寻,折射出强健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     

不仅是“匕首”,不仅是“投枪”——杂文与鲁迅对人生和文学定位

鲁迅的"杂文"不是政治判决,而是别一样的"文学",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一生就是"杂文的一生",其杂文的历史"过程"性折射了鲁迅本人的思想成型与丰富。行走于"杂文人生"中的鲁迅,同时又通过对"杂文"的写作实践不断体悟"文学"的意义,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作为"杂文人生"的历史过程,鲁迅的文字从一般文明现象的批评发展而为整体制度的对抗,而在文字演变的背后,则是在现实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中,不断寻求自我认同与差异甄别的思想过程。     

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传统”

胡风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特性首先可概括为一种＂透彻的真实＂。这种＂透彻＂来自于对现代中国最底层的富有质地的体验。这与其称之为＂现实主义＂,还不如根据他坚守文学的社会介入需要,努力推动直面底层生存真实的追求,将之总结为文学上的＂社会派＂。胡风文学追求的成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鲁迅式的独特＂社会派＂文学传统的认同和体验,是这一文学的壮观景致让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当然,较之于鲁迅本人,作为文学思想家的胡风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理论的压力,也依然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对真相的＂牺牲＂。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与鲁迅文学精神的联系

路翎的成名作《饥饿的郭素娥》继承了鲁迅文学精神,即发掘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面对封建专制等级秩序及其伦理道德的严酷压迫,仍然不屈服地进行抗争并寻求解放,可以说郭素娥们是祥林嫂们的新生与发展。但是这种对人民的＂原始的强力＂的发掘,又是以对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及其礼教秩序的＂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的忽略为代价的。因而在接受胡风的批评后,路翎的小说对于人民的＂原始的强力＂的发掘也有了更深沉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