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权的商品经济政策之中西比较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两重性,使重农抑商成为中西封建国家的共性.封建国家对待商品经济一般是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但侧重于重农抑或是重商还取决于与之相联系的具体背景.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王权过早强大,来自商业和外贸的财政收入有限,故政治考虑优先,重农抑商成为传统国策;封建领主制下的西欧,王权软弱、分裂割据成为社会常态,富有的商人及其贸易的收入遂成为王权加强的重要依靠,而商人和市民也有赖于王权的加强以发展商品经济,因此由农本而重商成为王权和市民的基本制度安排.     

封建王权的商品经济政策之中西比较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两重性,使重农抑商成为中西封建国家的共性。封建国家对待商品经济一般是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但侧重于重农抑或是重商还取决于与之相联系的具体背景。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王权过早强大,来自商业和外贸的财政收入有限,故政治考虑优先,重农抑商成为传统国策;封建领主制下的西欧,王权软弱、分裂割据成为社会常态,富有的商人及其贸易的收入遂成为王权加强的重要依靠,而商人和市民也有赖于王权的加强以发展商品经济,因此由农本而重商成为王权和市民的基本制度安排     

桑弘羊商业管理思想探析

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在任大农令期间，针对当时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予以批驳，大力提倡把商品经济作为封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商理论，其商业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为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强盛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研究桑弘羊的商业管理思想，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唐代“抑工商”国策与“重商”社会观念的对立

“重农抑工商”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国策，这是由其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重农抑工商”作为一种政策和作为一种思想是有区别的，重农不一定抑工商。本文以丰富的史料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工商业作为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职能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它并没有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抑工商”国策而衰落，相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唐代，“重商”观念在学术界和民间日益增强，与“抑工商”国策形成对立。     

论我国当前商品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产与适度抑商

追溯历史,重商与抑商的历史纷争在国内外几乎绵延不断,各执一端,究其原因,原来重商还是抑商对于商品经济发展来说,容易走向两个极端:重商容易引起轻农、弃农或抑农、抑产,其结果必然阻滞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反之,抑商则又可能引致片面重农、重产,滞碍商品流通,其结果也同样妨碍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此,笔者拟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比较中寻觅合乎生产力标准的答案。     

论唐代小说中的商贾新形象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导致了商人地位的低下。在唐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是庸俗不堪的．往往是讽刺和抨击的对象。但在唐代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和人们对“商”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根源就在于唐中叶以后重商思潮的兴起和商人地位的提高。     

论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是战国秦汉时期封建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历代封建学者对这一政策一向是赞颂的。解放以后,史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也认真讨论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性质,例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汉武帝实行的种种“重农抑商”措施的实质是打击工商业奴隶主,保护封建小农经济,因此西汉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而日知先生则认为“重农抑商”是奴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农民的身分地位比商人要高,“重农抑商”“它只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但是,当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讨论主要是环绕着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而进行的,并未对这一政策进行全面的历史评价。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史学界不少同志又重新注意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来,纷纷撰文进行评论。有的认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不论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都是社会经济的     

中国古代商业控制策略简论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     

王船山商品经济思想的现代特色

王船山既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又突破了这一思想。他激进的商品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为：阐述了商人、商品的职能，主张进行国内外的自由贸易；阐述了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及金属货币的铸造与管理；阐述了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国家参与市场调节及实行招募和雇佣工匠制度。这些激进的论述反映了近、现代思想特色，对当今发展商品与市场经济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宋代商人阶层社会地位分析

唐宋以前，商人阶层并没有因其所拥有的经济势力而居于较高的社会层位。到了唐宋时期，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总体来看，宋代商人阶层还是没有争取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这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观念及社会统治格局的深刻存在密切相关。     

西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西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本文仅就这一课题做一探讨,力求对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汉初实行“重农抑商”的原因为什么汉代地主阶级重视并大肆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呢?说到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有汉一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前所没有的破     

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

中国的商人自产生之日起 ,就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 ,为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 ,“重农抑商”一直作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 ,造成了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恶劣的成长环境是“奸商”大量产生的土壤 ,商人最终追求“官商”结合 ,严重地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贱商到重商:论《三言二拍》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本文先简略钩沉“贱商”,“抑商”的历史由来,然后以“三言二拍”的大量内容为基础,多侧面地论述其对传统旧观念的冲击。从而形象地反映了明代中叶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重商意识大为加强,使社会经济和人们的价值观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北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浅析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就封建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抑商、贱商。但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统治者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就导致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北宋有了很大提升。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商君书》重农抑商思想评析

《商君书》重农抑商思想评析区永圻“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２２１年，奏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始皇能成此千秋大业，诚然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但为何在战国七雄中，唯秦王能“振长策而御字内”，“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过...     

王安石的“重农”与“抑商”

王安石的重农抑商在变法前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因暴露"敛财"的本质,导致变法失去民心而最终失败。"抑商"主要是抑制富商大贾任意剥削、兼并农民,将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是国家适当干预经济的表现。王安石的重农抑商带有明显的北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烙印。     

西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进

重农抑商,从总体上讲,固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并非一成不变。西汉时期,由于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和各地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统治阶级的政策亦随之调整,促使商贾势力迅速兴起,商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商人的经营活动,又影响着社会生产及消费结构,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     

司马迁商品经济思想浅析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和《史记·平准书》中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其中心就是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具有卓越历史见识的朴素的商品经济思想,这种思想的中心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善因论＂、商品价格的自然调节论以及区域商品经济一体化的原理。研究和分析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商品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秦汉商法实质浅析

秦汉商法规范了商业活动,就其实质而言,商法服从和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商法贯彻了“重农抑商”政策,通过贬低商人地位,以期达到“驱民还田”的目的,通过征末业税,轻田租,以巩固地主制经济。商法保证商业朝地主制经济轨道发展,土地买卖的合法有利于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地主、农民合法商业活动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思潮流变简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经济思潮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洋务运动以前从重农抑商思潮向重商思潮演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从重商思潮到振兴实业思潮演化。这两个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对于先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同和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