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诗论差异性述论

在唐代诗学理论史上,韩愈、柳宗元都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两人的诗学思想有一些相似、相通之处,然而更多的却是分歧和差异。在诗的功用问题上,韩愈重诗的缘情功能,而柳宗元则首先强调了诗的“导扬讽谕”的一面,同时也不忽视诗“舒泄幽郁”的缘情作用。在诗人的品行修养问题上,韩愈突出强调了诗人的道德修养,柳宗元则认为,诗人要达到“和气”与“正性”的统一,应做到内外相称,文质相符。关于诗歌形式,韩愈追求雄奇豪猛之风,而柳宗元更重“丽则清越”之格     

韩柳赠序散文初探

韩愈、柳宗元的赠序散文是他们二人作品集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柳在继承赠序文体传统的同时,将议论大量引入其中,并用"古文"取代"骈文"。在赠序所必需的三个文体要素——人、事、情中,韩柳之作分别着重突出了其中的"事"与"人";韩作的文体风格倾向于"雄奇",柳作则呈现为"峻洁"。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韩柳与宋代理学的异同

儒学思想体系的传承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一是西汉时的董仲舒,他为确立儒学统治做了奠基的工作;二是唐代韩愈,他创立了道统说;三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宋代理学思想的形成,除了社会原因,还与韩愈和柳宗元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宋时儒道与佛教进一步融合。南宋时才显露的程朱理学是一些读书人追求的时尚。当时僧形儒语随处可见。朱熹推崇理学,他把儒学系统化定格到社会里,成了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朱熹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后来七百年的封建社会。柳宗元是博古通今的大儒,他主张大中之道与韩愈和程朱理学都不一样。     

论韩柳杂文产生的社会背景

中唐时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外有割据不臣的藩镇军阀，内有擅权专政的宦官权奸，百皇帝本人也多昏庸怯懦，贪财聚敛，致使弊政重重，矛盾多多。这样的社会现实，正是韩、柳杂文赖以产生的深刻背景。     

论韩柳--韩柳哲学、政治、文学观之比较

韩愈、柳宗元同是中晚唐学界哲人,官场名宦,文坛巨子.在哲学上韩、柳互为论敌;政治上则有同异;文学上同为“古文运动”主将.韩、柳同开宋明学术之先河,韩愈推明＂道统＂,抵制佛教,巩固封建统治,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其历史影响大于柳宗元.但柳宗元之哲学观和政治观又有长于韩愈.     

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

史官起源很早,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学者研究史官的成果汗牛充栋。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从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两大方面,对史官的名称、职位的设置、地位的变化以及史官历史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史官文化方面还需要挖掘,不仅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具体方面,更需要探究史官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以明确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内核。     

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

史官起源很早,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学者研究史官的成果汗牛充栋。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从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两大方面,对史官的名称、职位的设置、地位的变化以及史官历史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史官文化方面还需要挖掘,不仅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具体方面,更需要探究史官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以明确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内核。     

简论先秦史官制度

先秦史官是记录上古文献、保存上古典籍的承担者。他们自出现之日起 ,就开始续写中华文明史的篇章。他们书写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 ,同时也把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风骨彪炳于历史 ,激励着后世 ,为记录远古历史和上古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愈、柳宗元古文理论述略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借助于恢复先秦两汉散行奇句的古文,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风靡一时的骈文,以复兴儒学,捍卫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提出了"志在古道"、注重实用、"陈言务去"、"词必己出"、"不平则鸣"及德、文兼修等一系列古文理论;柳宗元则提出了"文以明道"并"及乎物"、"有乎内"与"饰乎外"之结合、人品与文品并重及文人相亲的古文观点.较之于韩愈,柳宗元的文道内容则更宽泛更丰富,更重视"道"的现实性问题,在文章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方面,则更为强调.韩愈、柳宗元共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唐代古文理论体系,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创作继承与创新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文学成就，与他们很好地解决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是分不开的。韩愈提倡“闳中肆外”，柳宗元提倡“旁推交通”，他们都采取的是广泛师承，转益多师的科学态度，在传统与古人的基础上创新。     

界标:韩、柳古文成就的文学史意义

在唐代文章由骈趋散的过程中，韩愈、柳宗元并肩取得的古文成就具有重大的界标意义。一方面，在他们之前文坛内外推进文风与文体改革的各种努力有了归宿；另一方面，韩、柳成功确立的古文范型，决定了后世古典文章学的新格局。     

韩愈、柳宗元赠序文的审美意蕴探析

韩愈、柳宗元赠序文审美意蕴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其深刻处在于集天人合一的哲思、实践理性精神的重视和人道主义情怀的高扬三个方面于一体。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简论柳宗元与传记文学的发展

柳宗元依据其"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继承并发展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将传记文学作为阐述其政治主张、人生理想的独特形式,强调文学匡时济世的讽喻效能,并且真正以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作为传记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寄寓了自己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柳宗元以自己独特的创造,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试论韩愈墓志铭之“别调”

目前对韩愈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歌，散中则偏重于杂、书、序、祭。韩愈的墓志铭是古代散中的优秀作品，而对于这样一株奇葩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关于韩愈的墓志铭的“别调”，可以从借叙别人身世鸣己之不平、借叙事品人以表达思想观、借品诗以表达学观以及独特的诙谐幽默风格等四方面来论述。     

论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贡献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有其客观现实原因。在“古文运动”中,他们提出的古文理论主张主要有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陈言务去、文从字顺等,这些文论主张内涵丰富,理论贡献巨大。     

韩柳与佛学

这里试图探究韩柳与佛学的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韩柳明道之文的不同理性品格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使他的思想资源十分有限，对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在传统儒学的体制内进行，因而他的道论难以超越先儒思想的局限；而柳宗元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 主张，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这也是他一系列闪光思想的源头活水。韩愈的保守意识还使他对儒学典籍缺乏怀疑，对其中的材料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立论的依据，在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疏漏。而柳宗元要挑战传统儒学，就必须确保论据的真实可靠和论证过程的无愉可击。倘从理性品格的角度进行评判，柳是远在韩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