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汉代献赋风尚盛行原因新论

汉代辞赋的发展与汉朝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汉代献赋风尚与汉朝养士制度、内外朝制度、帝王喜好、文学奖励制度、礼乐制度和郎官职责等方面密切相关。养士制度和内外朝制度使赋家汇聚在中央朝廷,形成了作为献赋主体的赋家群;帝王的喜好和文学奖励制度调动了赋家献赋的积极性,使献赋之风盛行朝野;礼乐制度和郎官的职责则使兼有郎官身份的赋家"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论张衡《二京赋》的规谏方式新变

规谏被汉赋作家视为赋的重要价值所在,汉赋的规谏往往带有"以颂为讽"的特点,"以颂为讽"是一种比较婉曲、隐晦的规谏方式,但是有时正因为其过度隐晦的方式和过多的颂而不能充分发挥汉赋作家渴求的政教讽谕功用。张衡《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打破了"以颂为讽"过度隐晦、过多颂的规谏特征而具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契合现实"、"多角度的暴露"、"落脚点明确"三个方面。《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较好地调和了创作动机与阅读效果不一致的大赋传统规谏矛盾,在汉大赋规谏手法的革新上作出了成功探索。     

两汉讽颂赋论

两汉讽颂赋是俗称的以游猎、京都为主要内容的散体大赋。它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巨大的影响一直被人们视为汉赋的正宗,成为人们赞誉或批评的直接对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两汉重要的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以讽颂赋传名,它的兴盛促进了两汉其他赋的的发展,在与其他流向的赋并驾齐驱中,显现出独自的光辉。     

汉赋“讽劝”说生成的创作机理及理论内涵

“讽劝”说是伴随汉赋创作实践而产生的理论阐述,从汉赋创作主体、文本特征及阅读接受多个层面,均能窥见汉赋“讽劝”矛盾的形成因由与理论内涵。汉代赋家政治理想与现实追求的背离、赋体特征与儒家审美取向的冲突、创作动机与潜在读者接受效果的违逆,皆促成了汉赋“讽劝”批评观的形成。“讽劝”说体现了汉赋创作实践与批评理论同向度掘进的文学史演变,对理解两汉文论话语的经学转换、早期文学接受审美等有重要意义。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论秦代"刀笔吏"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汉人辞赋并称,故今人常注意辞赋之间的关联,即注重楚文化对汉赋的影响,而往往忽略秦文化对于汉赋的影响.秦代"刀笔吏"改进书写工具和书写技巧,简化文字,提高书写速度,为汉赋生产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他们编订的字书为汉代赋家奠定了文字基础,其近于"分别部居"的编订方式,使得汉赋具有了类于"志书"、"类书"的接受效果;"刀笔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思维方式,又使汉代赋家在作赋时,抱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的仪则心理,而形成闳衍巨丽的赋风;他们的好颂习惯,亦是致使汉代赋颂难分的原因之一.     

汉代赋家倡优论商榷

汉代赋家倡优论是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赋家及倡优而导致的误解。本文采用比较及统计的方法区别汉代赋家及倡优的不同,从本质上区分二者。倡优的本质是从事歌舞、戏谑的艺人;汉代赋家本质是一群包含从帝王到平民多样身份的才人。从政治地位而言,汉代赋家其中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服侍皇帝的郎官,有各类大夫,有王侯,有执掌州县的太守,县令,有各级属官属吏,也有乡官平民,有的赋家即使是平民也享受着特殊尊荣。汉代赋家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智识的角度而言,赋家或是经学家,或是史学家,或是目录学家,或是文字学家,或是诗人,或是科学家,他们大多属于士的阶层。赋家的赋作继承古诗颂美讽谏的传统,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他们的赋有别于倡优的奉承取悦人主的作品。     

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赋史上的赋家身份建构始于汉代。在汉代人建构赋家的工作中,司马相如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司马相如一方面对自己作为写赋的人有自觉的意识,自觉建构自己的赋家身份;另一方面,他在中国赋史上是第一次用"赋家"一词命名写作大赋的人。他对写赋者的称名,用了文学的审美尺度,因此,他对赋家身份的建构是真正文学的建构,也是最准确地揭示写赋者特殊本质的建构。他的工作成效远远超越了其他汉代人,在这一意义上,司马相如不仅是"赋圣",而且可被称为"赋家之父"。     

梁园作家群体的生成、创作与影响

梁园作家群体是汉代文学史上最具活力的创作群体,它的生成依托的是梁孝王雄厚的经济基础、独特的政治地位,以及梁孝王本人对文学的偏爱。他们的创作不仅标志着赋史上第一次咏物赋创作高潮的出现和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而且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在汉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梁园作家群体所营造的和谐惬意的文化氛围成为后代文士向往和追求的梦想,对后世文士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略论咏物诗在汉代的发展

咏物诗自其起源到《橘颂》问世,标志着这种诗歌类型的正式形成。汉代至两晋是咪物诗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个长达600余年的过程中,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汉代重功利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咏物诗始终处在咏物赋光环的笼罩之下,其基本路线也是沿着《橘颂》以来的方向,继承托物言志的传统精神,并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迭出各自不同的寓意。汉代咏物诗为六朝咏物诗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是咪物诗不可忽略的一个发展阶段。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汉代赋家创作心态与汉代赋颂并称现象之考察

在赋体研究上,学界一直致力于对它的起源、分类及其功能的探讨,其中对于汉赋特别是汉大赋功能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文章基于汉人赋颂并称这一事实,通过对汉代社会以及赋家的创作心态的探讨,对汉大赋文体的功能作了相关论述,并揭示出汉代赋颂并称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其先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这一文化功能。     

从战国谋臣策士的进谏策略看宋玉《风赋》

关于宋玉的<风赋>,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讽谏之作,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帮闲文学",二者都以<风赋>文本立论,各取所需,似乎都有所据,一时是非难辩.本文跳出了文本的樊篱,以战国时谋臣策士的进谏策略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战国一代谋臣策士的"无婴人主之逆鳞"的进谏策略,影响了宋玉赋体讽谏文学的创作,从而认为宋玉的<风赋>是一篇曲折委婉的讽谏之作,作品运用了借谀而讽、由谀入讽的写作手法,其讽谏之义艺术地蕴含在"雄风"与"雌风"的对比描写之中,寄寓于发人深省的文字之外.     

论晋代抒情赋

<正> 多事之秋的晋代,既没有汉代那样长期的统一繁荣,也未曾出现过如建安时代以曹氏为中心的文学乐园,而是民族矛盾激烈,王室斗争残酷、阶级冲突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生活在这政治风云多变的斗争旋涡中的赋家,饱经风雨,历尽沧桑,因而这时期的抒情赋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许多新变化,讥刺取代了讽谏,悼亡兼包古今。隐逸赋作蔚然勃兴。忧生嗟时成为多数作家的创作主题,这些都是有别于两汉、曹魏时代抒情赋的特点。总体而论,颂美和哀怨是晋代抒情赋的两大主题。     

骚体赋:汉代的一种抒情文体--兼议以诗歌为抒情文学和自觉文学的局限性

近几年许多人只强调汉代文学的代表体式是猎苑大赋而断言汉代没有抒情文学，认为只有诗歌才是抒情文体。而大量骚体赋的存在尤其是它所担当的抒情功能却一直被忽略。笔者认为骚体赋是汉人默认的抒情载体，与骋词大赋共同构成了汉代文学的整体，不应轻视。     

“百城赋”的时代意义及创作得失

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展示改革成果,开放丰功,光明日报社推出了‘百城赋”专栏,一城一赋。百城赋具有歌颂盛世、带动辞赋创作、促进辞赋创作研究的时代意义。它的创作之得一是展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弘扬了传统辞赋;三是打造了城市文化名片。其创作之失有用韵缺失、语言过俗、有颂无讽。     

“壮夫不为”与“不讽则劝”——扬雄对汉赋理论的改造与两汉之际文学批评思想的定型

《史记》《汉书》与扬雄《法言》记载,扬雄对汉赋的批评有两种认识,一个是"壮夫不为",一个是"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前者是说扬雄悔其"少作"及"风少劝多"之赋,后者是说扬雄以为赋的本质应该是以"讽谏"为主,而"劝"成分的增加,改变了赋的性质和作用。这实际上是扬雄从赋学理论批评的角度,对此前汉赋性质与功能的理论性总结。扬雄后来又提出"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概念,是对刘向、刘歆父子赋学思想的继承,进一步将汉赋纳入汉代主流的经学轨道,是从理论上对汉赋的第二次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