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体行为的逻辑透视公司法人格否认——兼评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是团体行为逻辑的必然结果.<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因未遵循团体行为的逻辑导致其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通过股东(大)会以公司的名义滥用公司法人格造成债权人损害的,由该股东承担责任.受害人可直接起诉公司和股东,公司可以其法人格被滥用为抗辩事由要求法院否认其法人格而免责.     

我国公司法引入累积投票制度的必要性质疑

起源于美国的累积投票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笔者认为,累积投票制度好处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实际上弊端丛生,没有引入的必要性.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公司法>应侧重于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事后保护.     

对法定资本制评判的批判——兼评我国《公司法》第26、81条

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是大陆法系公司法学者对各国公司法有关规定的理论总结,其本质是公司资本的形成制度,它控制着公司的设立。我国学者对法定资本制的评判超出了这一基础。比较三种资本制度的优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我国现阶段公司法应采纳折中的授权资本制。     

公司普通合伙人资格的逻辑分析 —— 兼评《公司法》第15条之规定

公司是否具备普通合伙人资格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问题之一.综合解读相关法条,可以发现《合伙企业法》第2、3条应构成《公司法》第15条规定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情形.公司独立的法律人格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使得公司能够承担连带责任.而公司成为普通合伙人会危害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担心并不合理.为此,立法应肯认公司的普通合伙人资格.     

论股东平等制度及其在我国新《公司法》中运用的不足

股东平等是现代各国公司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个多维概念,它从主体的角度界定平等,并要求实现实质的、具体的平等。我国股东平等制度的长期缺失曾引发公司实践中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和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不足。新修订的《公司法》实现了股东平等保护的巨大飞跃,但其制度设计仍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公司法》若干问题之审视——兼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二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其对外担保对信贷资金和商品交易安全发挥着基本的安全保障作用,其担保的效力问题存有较大争议。股权转让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中必然面对的现实问题,但我国《公司法》对上述问题只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因法律规定的欠缺和理解的歧义,不能真正保护股东的权益及维护公司正常运行。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通过比较法可以研究判断瑕疵出资责任承担主体和责任的承担方式。股东瑕疵出资实际是对公司财产的侵犯,动摇了公司的物质基础,不利于维护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股权转让后,根据责任自负原则,瑕疵出资的原始股东即出让人应承担责任,根据商事外观主义,瑕疵股权的受让人亦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因为对股东出资负有内部监督的义务,故当出现股东瑕疵出资的情况时也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可以通过补缴出资、宣告失权、赔偿损失三种方式来承担追究瑕疵出资股东及其瑕疵股权受让人对公司的瑕疵出资责任,以保持公司的资本充实。     

诉讼时效法律效力探析--兼评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

分析了日本、法国、德国三国法典对诉讼时效法律效力的规定,认为在诉讼时效法律效力上抗辩权发生说最为合理,宜作为立法模式之选择,且学者对《民法通则》第135条普遍采“胜诉权”消灭说是不当的,应重新进行解读。依抗辩权发生说,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审查诉讼时效问题,义务人在诉讼时效完成后同意履行则表明义务人放弃了时效抗辩权,权利人有权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     

浅论公司社会责任——兼评《公司法》第5条

随着我国一系列公司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公司社会责任又成为了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导致学者们对《公司法》第5条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也褒贬不一.笔者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出发,对公司社会责任给出自己的浅薄理解,同时对《公司法》第5条作出评论.     

论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2条之规定

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民法典的体例安排与制度设计,还影响到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的确定。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刑法研究成果和国外民事立法例的影响,因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有失偏颇。对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解应受制于民事责任的特质,不应只考虑识别控制的年龄标准。我国众多学者对国外立法例中有关过错的描述解读为对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事实上,西方各国立法从未否认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的民事责任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强调的是一种期待可能性,它决定主体人格的完整性,与"用不用"承担责任、"能不能"承担责任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承认一切自然人均有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的要求,也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相契合,更有利于解决民事诉讼的困惑。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2条应当确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有过错的情况下应承担责任。     

浅议工伤保险基金对第三人的追偿权——兼评我国《社会保险法》第42条之规定

我国《社会保险法》第42条规定了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医疗费用,支付后工伤保险基金有权向第三人进行追偿。该规定对工伤保险基金的先行支付设定了过于苛刻的条件是＂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同时,该条款规定,在医疗费用而不是全部工伤保险待遇上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并可以行使追偿权,因此,并没用全面规定我国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的适用关系。但该条款关于工伤保险基金的先行支付和追偿权的规定也为完善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的适用关系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     

从股东大会投票制度的演进论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制度的推行

随着股东大会投票制度的发展,网络投票制度的产生与盛行实属必然。但网络投票制度也有内在的缺陷,中小股东怠于行使表决权的状况在短期内很难因网络投票制度的引入而改变。在网络投票制度的推行中应理性定位其价值目标、合理设计其具体制度以及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累积投票制的博弈性及其对策

我国公司法在上市公司中引入了累积投票制度,实务中对其相关知识便产生了需求。累积投票制度因具备一个完整的博弈构成要件而具有博弈性,其博弈性的特点是：累积投票主要是非合作博弈,也可能是合作博弈,是静态博弈、有限策略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为了减少累积投票的博弈效果,鼓励合作博弈,可以采取立法手段、分类董事会、缩小董事会规模和购买表决权无效原则等方法。     

试析我国股东网络投票制度的完善

在世界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纷纷开始推行上市公司股东网络投票表决制度,以期能够降低股东表决权行使的委托——代理成本,克服小股东对于投票权的＂理性冷漠＂,一定程度上制衡大股东对公司的操控,进而完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机制。在我国,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且不完善,需要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     

我国新公司法中股东解散公司请求的法律问题

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司法解散,为股东提供了一种新的救济途径,也为法官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尊重公司自治、防止股东机会主义以及司法适当干预方面,立法做了许多努力.但与发达国家公司法相比,仍存在需要考究的部分,如法院解散裁判问题、恶意诉讼问题以及诉讼担保和公司维持经营问题.     

从新《公司法》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

该文对新《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模式选择上的正确与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新《公司法》中折衷资本制度在法条上的具体体现作了进一步阐述与分析.     

法治离我们有多远——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历程和反思

法治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作为当今世界潮流,也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近代以来,以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百年过去后的今天,可以说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后取得的共识。但考察我们的法治进程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的。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让我们举步维艰。要真正建设法治国家,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专利权限制的法律体系重构

专利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专利权的扩张始于权利界定,其特殊的权利表达和确认制度,都离不开限制.面对迅速扩张的专利权,有必要拓宽视野,建立更为完整的专利权限制体系.     

公司股东除名法律问题研究

妥善处理公司内部冲突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功能。股东除名制度作为一项司法解散的替代制度,对于解决公司内部冲突,维护公司作为一种实体的持续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受到国外很多国家的青睐,已成为解决公司股东内部冲突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却没有对该制度进行规定,当股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自己对公司的义务,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及公司其他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时,其他股东除了要求其履行义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往往通过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解决,这对希望公司继续存续的股东来说,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能实现公司设立的初衷,更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确立股东除名制度就成为现实的需要。回应此需要,本文从理论上的可行性和现实中的必要性对股东除名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设想,以期对未来公司立法有所助益。     

构建和优化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严重制约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构建和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化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切实利用法律手段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协调,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