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朋友

这家杂志社的朋友对我说“你就再写一篇吧!”随后赠送一些令人感动的鼓励的话语,使我这个提起笔来就不知怎么写的人也就咬住了牙:“写吧!”本来,用文字倾吐一下我与新闻界朋友们的友情,也是我的一个常有的念头。 前几个月里,就有记者朋友问我,为什么“不管”他们了,并直言道:“人家说是你自己不     

不要忽视直觉

1983年底,我到大别山里采访一个航运公司.好不容易找到满面红光、嘴里喷着酒气的公司领导,他们打着哈哈,一问三不知。什么运输状况、经济效益、职工思想等具体情况,怎么也说不清楚,一会派人喊会计,一会喊统计。我心里不由得打上了几个“?”。我扫兴地回到旅馆,刚坐下就有人敲门。开门看,来了一批衣衫褴褛的老人,齐刷刷跪在我面前。领头的石大爷眼里含沼,颤声央求:“记者同志,你救救我们……”     

学习——一个记者毕生的功课

当记者,已经十多年了。可是,对于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却始终懵懵懂懂。直到近几年,自己有心作了一些思索、探究,才算稍稍有了点眉目。不算很了然,也总是个进步吧! 记得,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很崇拜记者。由于“文化大革命”,我读大学新闻系的愿望未能如愿以偿,却获得一个机遇,直接跨进了报社。但那时还是个不要知识、不要文化的年代,对记者也并不强调什么文化素     

漫人漫语huà新闻

常听人说:“一代不如一代”。 我的同事陈君,年纪轻轻,靠勤奋努力,几年来掌握了做一个现代记者的多种技能:外出采访、公务自己驾车,写稿、编稿用微机,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还能担任节目主持人;而我们这些主任编辑、主任记者们大多至今仍是采访登单车、写稿“爬格子”…… 坐在小陈驾驶的采访车上,我在寻思: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一代胜似一代”?     

我在媒体打工的日子

初到西安,处处艰难有一天,我厌倦了国企的按部就班,就对老婆说：“我去西安应聘记者吧?”老婆说：“想去你就去呗!”我就这样来到了西安。     

"卖不出去也得卖"

还是在一年以前,我去书店劳动,被分派到文艺柜台。我看到书架上有许多存放好久,好象从未动过的文艺书籍,于是就同营业员谈论起来: “这些书看样子存放好几年了吧?”“可不,打进来后就没人买过,少说也有三四年了。”“这个情况你们事先能估计到吗?”“当然可以。”“那你们不会不进吗?这样既可以避免资金积压,又能节省人力,物力、车力……”“你大概是刚进出版社不久吧。我们和你们出版社是包出包     

榕城五日留下的思念——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柏生印象记

她60多岁了,还迈着匆匆的脚步在祖国大地上辛勤地耕耘。邓拓曾给她赠言:“万里云山如画,千秋笔墨惊天。”她就是《人民日报》记者柏生。 4月的榕城阴雨连绵。柏生匆匆地从鞍山回到北京就匆匆地来到福州参加全国晚报评选活动,结束后又将匆匆地赶往皖南讲课。“还有5天时间,咱们采访几个吧。”听她这么一说,我欣喜若狂。能和这位高级记者一起采访真是三生有幸啊。我按捺住激动:“走吧,先到闽江宾馆住下。”“我不住宾馆。我从来都是到哪儿采访就住在哪儿。上次采访卢嘉锡也是住在物构所,这次就住你们公司吧。”这突如其来的一席话,我感到茫然,看来再说是没有一点用处的。我急忙挂电话让公司收拾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几平方米的斗室,一架单人板床、一张简易办公桌,一对木沙发,几乎占去了整个空间。没     

为《踏遍三秦──陕西山水人物记实》作序

日前接到老同事贸俊文的来信．让我为他的新闻作品选集写一篇序。说‘老同事”,是就我和他交往的年头而言的。在我的印象中．贺俊文还是个稳重的中年人的形象。再一想,我已经是“过七望八”之人．贺俊文自然也是年过花甲了。对往昔的一些回忆,至今犹如昨日,那就真人真事、实话实说吧。我最早知道贺俊文的姓名、看到他写的稿件．是在1982年。当时,他是中央台陕西记者站的记者。他和四川记者站的记者康庆良沿着从西安到成都的古蜀道采访,写了十几篇游记。我们得到启发,后来又组织有关几个省的记者站．派人到三国时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他们采访什么?

和一位厂长交谈,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不喜欢新闻单位宣传我们厂。”为什么?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位记者曾采访过他,稿子见报不久,记者提出在厂里买辆三轮车,厂里以出厂价售给他一辆,当时没付钱。过了些时候,记者说:我手头紧,钱凑不够,交一半怎么样?我说那一半我给你交吧。后来,又过了几天,记者来电话说:“三轮车我不要了,请你推回去吧!”     

声屏博客

刘玮:我不是“无冕之王”也许是我好管闲事的性格造就了今天奔波忙碌的记者生活。为了工作,常常早出晚归,八小时之外还思量着公事,于是成了单位有名的大龄女青年;为了抢新闻,我经常忘记自己是个柔弱女孩。家人的抱怨和工作的辛苦都不算什么,最怕的还是在一些地方和别人聊天,别人都会戒备地看着我问:“你没有在录音吧?”甚至还有人掀开我的包检查,天哪!这样的事情碰上还真叫人头皮发麻,但是说来也怪,这些不安和尴尬一到采访现场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平时逛街,我总是习惯性地带上采访工具,好像漏过一条好新闻就像犯罪一样。我深爱着这个让我欢…     

‘新闻记者笔饶谁’——记一次难忘的釆访

滨海小城的市民突然有了不满:鱼价太高;滨海小城中又有了传闻:海边出现“渔霸”。我在小城电台编辑室接到任务(?)马上把这一切调查清楚! 于是,我开始行动。海边,几个小子正斜坐在石礁上抽烟,几只渔船从远海归来,他们跳上船去:“这几只船上的鱼我们包了,每斤一元。”船老大恳求:“哥儿几个,打鱼的辛苦你们知道。就给一块三吧!”“他妈的,你啰嗦什么?一块!”船老大不再吱声。其中的一个络腮胡子的人站在船帮对围上来的鱼贩子们喊:“今天的鱼,一块五一斤,有要的,赶快上来称货。”一个鱼贩子气不愤:“你们     

《军事记者》误发之后……

已是3月2日了,我订的《军事记者》仍不见踪影,说心里话那份焦急和热切真的很不是滋味,每天收发员还没到我就到了收发室,几次下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杳无音讯。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机关办事,发现康干事的桌上放着一本今年第一期的《军事记者》。我想也没想就坐下看了起来,可能是我太入迷了,康干事连叫了我两声我才反应过来。他说:“这本杂志不错,你也爱看啊?”我连连点了几下头,忽然想起我订的《军事记者》来,就忍不住地向他发牢骚:“也不知杂志社怎么搞的,我订的现在还没收到,办事也太磨了”。“噢！这本是不是你的?上星期夹到报纸里发到我这儿的,我看上面内容比     

哪有“年货”朝哪奔

每到过年,却要心甘情愿地去挨饿受累,这滋味我不止一次尝过。哎!谁叫我是个记者呢? 拿前年过年来说吧,女儿买了一大批年货跟我说:“爸,年年你为我们操心,今年我上班工作了,哥哥也退伍回来了,你得好好在家过个团圆年。”我答应得挺干脆,可临时又变了“挂”:听说铁路分局党政工团领导年初一要驱车百里之外给抗洪抢险中立过功的大修段职工登门拜年。一听这事,我不禁“动心”了。凭记者的敏     

我喜欢这样的记者

在基层,虽然难以遇到“大记者”、“名记者”光顾,但是,省、市、县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每年我却要接待不下十来个.可以肯定地说,我所接待的记者中,有的思想敏锐,有的务实求真,有的勤奋刻苦,有的公正廉明.他们都不愧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这一神圣的称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原《湖北日报》摄影部主任光羊老师,更是叫我难以忘记的一名好记者.1994年9月中旬的一天,镇党政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湖北日报一名记者来镇里采访,要我代表镇里陪同他“全程采访”.待我赶到镇里时,办公室的同志告知,记者已下榻在镇政府客室里.镇政府客室异常简陋,室中两床一桌,既无卫生间,也没有一台电视机,床是硬板床,桌是办公桌.我说:“怎么能把省报的记者安排到客室里住呢?”办公室的同志说,这记者坚持不住宾馆哩!办公室的同志把我领到客室,刚介绍完,光羊老师就一把拉住我的手,十分热情地说:“曾馆长,我打扰你了,实在对不起!我叫光羊,姓李,你就叫我李同志吧!”李记者一脸慈祥的笑容,头发花白,微胖的身体显得十分稳健.在办公室的同志离开客室     

“我有问题问总理”是将提问权还于民众

在2006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了让记者的提问更能体现广大公众的心愿,从3月5日开始,CCTV就和搜狐、新浪等网站共同发起了“我有问题问总理”网上征集活动。到3月14日早上,已经征集到百姓最想问总理的问题多达几十万条。像这样的网络征集活动在“两会”报道中还是首次。笔者以为,此举在创意上高人一招,在行动上胜人一筹。至于在当天记者招待会上发问的是白岩松还是王小丫,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无怪乎,温总理的开场白就是“:现在面对我的是记者、是少数,但是,在会场外听我谈话的群众是多数。我必须向…     

两栖者的风采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新闻人的天地能有多大? 就从艾丰说起吧.从新闻人的角度看,我认为艾丰堪称当代中国第一“大”记者.1961年,艾丰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198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就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时,他说,担任经济部主任要具备三个条件: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他把自己的新闻之根深扎在经济的土壤里,以大胸怀想大局,以大视野抓大事,以大思路说大理,以大手笔做大新闻.     

采访就是生活——与通讯员朋友谈采访之五

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采访是记者的生活.”这话很有道理,既道出了记者生活的特点,又反映出采访的本质特征. 我采写过一篇《上海老乡》的通讯.这篇通讯就是在兰州附近一个小站月台上候车时发现的线索,在火车上完成采访的.当时,我准备乘火车向西到酒泉去,在月台上遇到了也在候车的某部王政委。“听口音,是江浙一带人吧?”我问.“怎么说呢?算半个祁连半个上海吧!”他把半个说得挺重.“这怎讲?”我很好奇地问.“我喝了十多年黄浦江的水,又喝了十来年祁连山的水.所以,我既是上海人,又是祁连山人.”他一字一板说得很认真.“照你这么说,我也可以称是半个上海人了.”我接上说.“噢!!”他脸上显出很感兴趣的     

“新闻官”的烦恼

在我工作的报社,有一次病倒了两个部主任,一个患支气管咯血,一个心脏出了点毛病。人们说:他俩一个“呕心”,一个“沥血”。部主任十分辛苦,成天埋于稿堆,发条拧得紧紧的,经常忙到夜晚八、九点钟回家。遇到突发性重大报道,往往要熬到半夜以后。记者自由度比较大,他们可以有弹性地安排时间,可是这些记者头子就身不由己了。下午四、五点钟,记者开始发稿,这时是最紧张了,六点钟还有编前会议……加上,一个星期一两次中层干部会议,加上,白天与记者研究报道,接待来访的通讯员,还有时而骤响的电话铃,几乎干不了多少声情,于是只能向黑夜讨时间了。记得过去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一位中层干部的借书登记表上全是空白,当时     

实习记者4个月

偷懒留下的遗憾对于学新闻的学生来说,实习是一个难关,但又非过不可。即使是日后大家都已经走向社会成为传媒人,回忆起实习的日子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当时我在广州日报社实习,分到社会部。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群众呼声的,包括处理读者热线电话、来信来访等。到报社研究了一星期报纸后,主任就递给我一封读者来信,让我自己一个人去采访。我粗略看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是一封几个民工写来的信,投诉说他们共有67个人应聘进了一家自称生产打火机的工厂,厂方要求来者必须缴纳押金,从100元到1000元不等。但这家工厂的老板却是个骗子,在收了钱后以进货为名一去无踪。我又看了看地址,是“石溪村”。我把广州地图找出来看,找了半天才发现“石溪村”已经到了地图的边角上了。让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单枪匹马去一个偏僻的村里采访一帮民工?我的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我有点结巴地问主任:“请问有记者跟我一起去吗?”主任微笑着说:“现在人手很紧张,恐怕只有你一个人去。”我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有点不大情愿。当时正好有一些别的事要处理,部门的版面又马上要截稿了,我看那封读者来信上有电话,心想电话采访也一样的,就打了个电话过去,向那位民工了解有关的...     

一言一行都是爱

某高炮团政治处主任刘中华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下面的小故事，兴许能给大家一点启示。“这是报道工作器要嘛”！一天，团里召开常委会，刘主任通知刚兼任新闻干事的吴乐亭参加。吴干事不好意思地说：“主任，我还是不参加了吧”。刘主任风趣地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是报道工作的需要嘛！”他接着又说：“作为一名新闻干事，就应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样才能把握全局，有针对性地到基层挖掘报道线索。”从此，团里召开常委会，只要是学习研究的内容与搞好新闻报道有关，都通知吴干事参力D。“派车送过去”“主任，那篇抢救群众的约稿，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