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兼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一方面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权力分散到集中统一,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从尝试出洋考察到正式派遣使臣,使领制度得以确立,从而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从选派幼童留学到储才馆的成立,为近代化的外交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浅议清末外务部

晚清时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外交的近代化,但是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应变机构,无论从制度和职能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部"。外务部虽然是在外国列强的强迫下建立起来的,但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构。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端,其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化技术,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为洋务运动提出了在中国政治体制上进行近代化改革的课题。     

近代外交机制的构建：总理衙门的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绅士阶层。他们普遍痛感此役＂创巨痛深＂,因此＂自图振兴＂,一时＂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于是军工民用、兴学育才,这一切似乎给没落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生机,也成为统治者绝望中的幻想。这一时期因此也被封建史学家称为＂同光中兴＂,而其中的＂中流砥柱＂莫过于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的设立,这也称为近代中国外交的初创时期。本文对总理衙门的设立、组织建构与时代色彩进行了分析。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19世纪60⁹0年代的洋务运动,上承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某些思想,下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骤变时期,其所创设的近代工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19世纪60⁹0年代的洋务运动,上承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某些思想,下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骤变时期,其所创设的近代工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洋务运动与晚清法律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而晚清法律近代化则是作为中国社会近代化一部分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起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洋务运动为晚清法律近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人才支持,而且洋务派是晚清法律近代化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也是清末法制变革的指导思想.     

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李鸿章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第一实践者,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一系列活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本文仅就他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改革军事制度、加强海防建设等方面的努力略作述评。     

洋务运动与中国民族报业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开始,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报业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报业的近代化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民族报业的产生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民族报业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而且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清代外交机构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清代的外交机构，经历了从礼部、理藩院、“十三行”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到外务部三个发展阶段。外交机构的演变，是当时社会性质变化的集中反映。一方面，中国逐渐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清王朝的帝国美梦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碎，中国开始走出千年的封建迷雾，逐渐走上了一条不自觉的，荆棘丛生的近代化道路。清代外交机构的演变，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隶省教案中总理衙门与驻华公使之间的博弈——以同治年间为中心

同治年间，直隶省教案多发且颇具代表性，总理衙门与驻华公使为维护各自方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在相关约章的签订上，双方各怀心思，互相算计；在对办案官员的惩处上，双方明枪暗箭，激烈交锋。面对驻华公使的武力恫吓，总理衙门采取了论理、防范并举而以和为主的回应措施。总理衙门在与驻华公使“博弈”的过程中，其柔弱外交中悲凉的处境彰明较著。     

外国在华银行与晚清借款

外国在华银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来到中国后,除了从事一些基本的金融业务外,还与晚清政府发生了借贷关系,并从中为自己和本国政府获取了巨大利益,同时它作为一支新生的金融势力,客观上对传统中国的金融业产生了推动作用.     

晚清武昌地区列女分类

对晚清武昌府为区域的特殊的女性群体-列女进行分析后可得：列女群体含盖面较广,包括节妇、烈妇、烈女、贞女、孝妇、孝女等的女性人群。只有对列女群体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研究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     

《皖政辑要》中所见清末安徽经济

《皖政辑要》全书载有大量关于清末安徽近代实业方面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思想。《皖政辑要》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该书的编纂者在梳理、总结这些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在安徽发展近代实业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从而较为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如何发展安徽近代国民经济的构想。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与袁世凯实施措施的比较

庚子之变尚未结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就开始推行"新政",希望借此挽救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这次"新政"包括对官制,兵制,工商业等方面的改革。新政困难重重,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有严重困难,所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而整个"新政"中成绩最好的无疑是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从1901年11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到1907年升任外务部尚书兼北洋大臣,前后六年间,直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农业,教育,金融,军事等都走在全国前列。这也是袁世凯日后权势日重,声望日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次新政同时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指导思想等也均相同或相似,但是结果却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历史。     

《皖政辑要》所见清末安徽的农业改良

清末新政时期,对传统农业进行近代化改良是清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农业大省的安徽多项农业新政并举,集中体现在了四个方面:设立近代农业行政管理机构、开垦荒地、推广桑蚕和兴修水利。这些政策和措施,在皖省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贯彻和实施,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安徽的传统农业亦在此时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皖政辑要》作为反映晚清安徽概貌的一部政书,真实地记载了该省实现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     

晚清的内忧外患与日本近代化

晚清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屡次侵略而渐次沉沦，内部又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这向尚处锁国状态的近邻日本频频发出强烈警报，使其获得改弦更张、积极面对列强来袭的启示，并断然走上开国、倒幕、维新的近代化之路。     

论清政府与铜官山矿案交涉

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安徽铜官山矿案曹引起了多方关注,其中清政府更是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促使旷案的尽旱结束．在矿案的交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晚清新政时期中央与各省关系初探

晚清新政，包括洋务新政、甲午新政、20世纪初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互相联系而叉逐步递进的过程。在晚清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最初以下放给督抚事权的方式推进改革，最后又力图通过集权来加强中央权威。所以，晚清新政的历史，就是中央与各省不断调整关系的历史，也是中央权力与各省权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还是晚清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衰弱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将是十分有益的。     

晚清对外观念中的变与不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上下保持一贯的＂华夷观念＂,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合理化为＂招抚＂夷人的结果,而不顾国力强弱的对比。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战败的结果,统治者被迫接受彼强此弱的现实,调整观念中的＂华＂、＂夷＂区隔,对外采取注重信义的＂和戎外交＂政策。而在观念的最末处,仍保留着一块修护尊严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