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及其要义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在其作品中虽只有一句话,但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学的影响颇大。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有所论及,但由于张载此论直指内奥、大提整体,故对张子此论的理解有不少的歧义和曲解。因此,在张载的整个哲学的宏观背景下,厘清“心统性情”说的“心”、“性”、“情”等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心统性情”的内涵和要义,以及与“心统性情”相关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这两个观点中的发见就显得很有必要。     

钱穆、唐君毅对新亚校训"诚明"的释义

钱穆和唐君毅同为现代新儒学重镇新亚书院的创始人,都写有专文阐释新亚书院的校训“诚明”。但是,唐君毅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世所公认,而钱穆是否“现代新儒家”却大有争议,甚至他自己、他的学生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文章通过比较分析两人对“诚明”的阐释,从一个很细的方面说明了这一现象。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

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新民"与"亲民":从传统到现代

《大学》本为《礼记》之普通一篇,在宋前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二程始表彰《大学》,称之 为“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进一步为其作传,《大学》一跃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朱子承袭程子将古本《大学》之“在亲民”,改为“在新民”。而王阳明《传习录》第一条即是对此改法的质疑。但现代学者在讨论朱、王《大学》今古本之争时,多收紧在“格物”、“致知”、“诚意” 等条目。虽偶有提及“新”、“亲”二字,但亦止于蜻蜓点水。惟在徐复观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那里,新、亲之辩上升到重要的理论高度被加以认真检讨。本文拟重新追溯“新”、“亲” 之争的思想谱系,并将以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解读,置于这种思想光谱之下加以检视,藉此揭示不同时代的儒者之不同诠释进路,同时进一步阐发儒家“新”、“亲”之辩的现代意义。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朱熹新旧“中和”说浅析

对“中和”思想的探究是朱熹真正建立其哲学体系的开始.朱熹的“中和”思想历经了“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两个阶段.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论之,新说则从心统贯“未发已发”角度来论之.虽几经曲折,但逐渐确立了以“心统性情”来融摄“中和”思想的哲学体系.然朱熹虽以孟子的心性、道德思想作为其理论依托,但最终成就的则是与孟子不同的一套为学路向.     

论"子曰:‘君子不器’"--"内圣"相对"外王"之先在性存在

在中国儒家理论体系中，成德是其终极目标，此即意味人是其活动的目标而非工具，是一个目的性的存在。类如西方的专业化是传统儒家所历来反对的。此种思想反映到政治社会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内圣”不能直接导出“外王”情况的产生，因此处理好二者之关系就是传统儒家和现代的新儒家所必当面临的问题。     

《论语》的现代教育价值意义探究--从师生关系思考性情教育

本文从孔子与典型弟子(看似反叛的宰我和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的师生关系为出发点,探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霍韬晦先生所提出的性情教育对于现代师生关系以及现代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提出重视教育,提倡回归经典传统和进行性情教育的必要性。     

以兴起情:王夫之"兴"论的美学意义

“诗道性情”的提出是船山诗歌美学对传统儒家诗歌美学的一大突破性贡献．而王夫之的主要突破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兴”“情”这两个主要概念，并以此提出他的诗歌本体论．并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实践之．以“兴”为主的“四情”说的提出也使他的美学体系从创作论走向审美接受，儒家美学精神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郭店楚简与陆九渊心学

陆九渊心学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哲学。陆九渊的“人才”论与《易传》的“三才”说一脉相承,“本心”论、“格心”论,源出《孟子》。“人才”论与郭店《老子甲》“四大”论相通;“本心”论与郭店儒书《性自命出》“性情论”相通;“格心”论与郭店《老子乙》“日损”论相通。     

从历代对"心斋"的注解看道家与儒佛心性论的异同

历代注庄家大量援引佛教和新儒家的理学思想来注解“心斋”，虽往往有失原意，但这种历史“误读”的本身，却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思想史中道家与儒、佛两家在心性理论上的同与异。     

论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谐”思想在儒家的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儒家主张“和谐”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指出任何矛盾经过冲突与斗争,最终必定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坚持“和谐”能够增强组织的整体力量。面对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儒家“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现代价值。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论冯学研究的转型

“照着讲”是讲清楚冯友兰哲学本身,着重讲“怎么样,”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接着讲”是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发挥和发展,是创造性地诠释,着重讲“为什么,”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的转型,冯先生所关注的确定性、合群体性、建设性三个原则可以成为“接着讲”的接点。在当今时代,我们不必再自我标榜现代新儒家,但我们应当讲现代新儒学,对包括冯先生的新理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做出新的诠释,建构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世界。     

从“志”与“情”的关系看熊十力的诗学观

中国诗学中“志”与“情”有着复杂的关系,熊十力先生从哲学的立场提出“以志统情”的观点。志是心之所存主;情虽缘物而生,若能体现本心之德,则须与志相协。以志统情既是对宋明理学性情观的统合与发展,又体现了熊十力先生作为哲学家的独特诗学观。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王船山的"性灵"观

王船山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坚持儒家伦理思想与“诗教”原则及其独特的“神韵”观。他对“意心说”与“性灵说”的评论和批判,媸妍并存,瑕瑜互见。     

从心、性、理三者的关系看朱陆心性思想的异同

朱陆心性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二儒对心、性、理这三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在朱子看来,心是知觉之灵,统主性情,而性只是天理,心体与性体、理体是不同的。而在象山看来,心体、理体和性体都是一般物事,只不过是相对于不同的对象名称不同罢了。但是,二儒又都主张心性与天理的贯通,通过心性对天理的上达,儒家的"仁学"获得了形上学支撑,而通过天理对心性的下贯,儒家的"仁学"又显示出了强烈的内在主体性格。     

“心”和“性情”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神”的影响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审美境界中,“神”是形而上的最高艺术境界追求,“神”要通过“心”的具体思维能力来操作,而表现“神”的内容则具体化为人的性情,即“心”是“神”的表现途径,“性情”是“神”的表现内容。“神”、“心”、“性情”三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过程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良知"中生成的"心"与"物"及其关系——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合理诠释

“心外无物”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重要命题。在阳明那里,“心”即“良知”,一种绝对的生成的道德自觉准则。与此“心”相应,“意”非意识,而是“良知”之“致”,进而“物”则为“良知”所直贯而来的具体的道德性行为。所以,“心外无物”展示的是:具体的道德性行为离不开主体的“良知”。阳明、儒家通过具体的道德性行为把“他者”纳入到主体的“良知”中来。这是一种道德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