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课三要素:故事、学法、灵魂——“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之我见

正一直在关注《历史教学》组织的"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的专题讨论,不少知名历史教育学者和一线教师见仁见智地发表了烛见,给笔者以极大启发。实际上,好课标准实在是个开放而多元的命题。去年十月,笔者曾有机会担任某县高中名师教学展示活动的学术点评人,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对刚下课的5位不同学科的名师提出同一个问题:"请用3个关键词说出你心中的好课标准",他们的回答见下表:     

丹图与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阿瑟·丹图是二战后美国著名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家。笔者认为丹图在历史语句的中观层面上为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丹图的历史叙事理论体现了历史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张力,同时包含了叙事实在论与叙事观念论的对立与融合;从其历史哲学论述中已经可以窥见他的历史表现的概念萌芽。直到今天,丹图的一些观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为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哈金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寻求实在的历史之根,以摆脱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长期的无果之争,是哈金科学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从"实验创造现象"到"实验室的自我辩护"再到"历史本体论",哈金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从实验室的空间进入人类文明史,从实验实在论进入生成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论。但是,由于哈金没能对称性地对待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从而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摆脱康德先验论的影响。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与青年学生谈治学之二

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历史研究致力的重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是决定一个学者治学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看来,不具备"问题"的研究是不能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什么是"问题意识",它如何影响和驱动着论文写作,它来源于何处,我们该如何获取"问题意识","问题"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不仅关乎学术史研究的方向,更能为青年学生求学、治学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     

也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基于教育研究的理论思考

把历史意识等同于"过去意识"以至于"历史知识",是一种常识化误读。实际上,历史意识就是人们的当下自我意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共时态的功能性联系呈现其中。包括历史事实、历史思维和历史观在内的历史知识,是学术研究者超越狭隘的个体时空、成为人类自我意识自觉承担者的知识条件,它们只有现身为研究者观看、思考、领悟和体验的精神活动方式,才能转化为历史意识。问题意识体现了历史意识的超越性质,人文意识则是历史意识的"价值—精神"向度。     

建议创立“关天历史文化基地建设研究院”

为使"关天历史文化基地"建设成功,避免失误,建议创立"关天历史文化基地建设研究院"。其主要职责是向关天区各级政府提供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专业性建议。其研究重点除在国家文化战略背景上谋划关天区文化建设战略,科学制定关天区文化发展规划,以及策划建议重大建设项目外,还可受政府委托,对关天区各地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具体项目进行严格筛选评估,提供改进性建议。研究院的人员应由陕甘两省多学科专业的专家和若干领导干部、相关大型国企研究机构人员组成,借以在较大的学术视野中,自觉而科学地配合中央在"以人为本"国策下复兴中华文化的努力,形成较好的决策咨询意见。     

洪堡大学理念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误读”

洪堡大学理念的核心原则是为了确保由学术达到修养,即实现"自我塑造"。与陶冶(Bildung)和文化(Kultur)紧密相连的人文主义自由观、"统一"的世界观和"类比"的认识论构成了洪堡大学理念的历史语境。脱离了其历史语境的洪堡大学理念,其原则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     

人文视野观照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历史学特性与历史教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具有明显的历史学特性,如果从更宽广的人文视野去观照这门课程,不仅可以摆脱"政治课"与"历史课"的纠结,还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历史教学本身的强大功能。"纲要"课的教学必须首先是历史教学,必须尊重历史学的学术品格,遵循历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逻辑方法。其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应最终定位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这既有效地实现了该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又切中了大学素质教育的精神实质。     

学木争鸣不能轻言“造谣”0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现当代历史研究的争鸣文章中，屡见使用“造谣”一词。“造谣”是政治概念，不是学术“概念”。在学术争鸣中，我们不能使用“造谣”一词。     

以“知识群”为基本模式 构建高校“中国历史”课程新体系

在对现行中国历史课程体系进行审视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高校相关课程体系改革的经验,提出以"知识群"为基本模式来构建高校"中国历史"课程新体系的设想。试图按照课程知识的科学性和逻辑特点,针对培养目标的要求,将中国历史课程组建为一系列既有内在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以"知识群"为核心来组织教学活动,既凸显现代学术知识的集群特色,又有助于解决现行课程体系知识分类不够明晰的问题,从而使学生对现代学术体系有更清楚的认识,使课堂教学更加科学而高效。     

马克思与克罗齐对历史哲学的批判研究

马克思和克罗齐他们都批判历史哲学,克罗齐认为历史哲学和历史决定论是"空虚",因而历史哲学已经死去。但他认为我们可以"把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叫做历史哲学虽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研究的严格地说并不是历史的历史而是史学史,这两样东西在意大利文和其他文字中通常是用一个词来指名的。"马克思亦同样强调历史哲学无意义,但马克思并没有用历史认识论否定历史哲学,只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历史哲学,他要建构的是一种现实的、活的历史哲学。     

西方实物分析理论述评

实物分析的核心是商品价值决定理论,这是一切经济分析的立论基础。按照价值理论的关注点不同,实物分析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主义占上风时期,认为价值在生产环节决定;另一个阶段是效用理论得到普遍认同的时期,认为价值在交换中确定。凯恩斯创建的宏观经济学,就价值理论而言没有太多的贡献,但宏观经济学同样需要价值理论做支撑,这一工作是由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完成的。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真实性的质疑

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即是历史的真实性,然史实被掩盖或扭曲者却屡见不鲜,以近代中国史研究为例,缘于诸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其真实性令人担忧。如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情感纠结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往往过多肯定其革命作用,对其始终不变的日本情结与联日活动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消极影响却多有辩解;又如光绪死因问题为学界百年公案,其中死于疾病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2008年经过科技检测却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亡。可见,在未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亟需纠正研究者的情感偏颇及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的结合以去伪存真,复原历史的真实性。     

对俄罗斯文化史研究的思考

〕俄罗斯有着一千年的文化史,出现了一批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大师。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达到了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在俄罗斯历史上,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先后进行过各种改革。近些年来,俄罗斯文化史学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史观。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社会思潮演变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兼论富强中心观的可能性

社会思潮是影响史学范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都受到了相关社会思潮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后人的理论和价值预设去描述和研究历史,正因为如此,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只有真正从历史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去寻找历史主题,才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依此标准,寻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核心主题,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科学课程中的辉格史批判

科学史融入科学课程对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有重要的意义。科学史的本源价值是其元认知价值——展现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辉格式科学史给学生呈现出一副歪曲的科学发展图景,不利于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者价值观的错位,即教育哲学中的知识中心主义、科学哲学中的素朴经验论和历史哲学中的移时史观;直接原因在于科学家的一些"不当行为"与科学教育工作者对科学、科学家所持的刻板印象相冲突,他们按自己的刻板印象去重塑科学史。科学课程应变辉格式科学史为真实的科学发展历程。     

历史学功用论研究

历史学家有关历史学功用的论述,一般集中于“求用”和“求真”两个方面。“求用”指政治借鉴,教育民众;“求真”即探究史实真相,揭示历史规律。现实社会中运用历史规律,因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规律往往与现实不符,“求用”功用面临困境。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因时空差异,无法全面揭示真相,“求真”功用饱受质疑。因此,考察历史学的功用应脱离具体的实用层面,转向探究其超现实价值——“历史思维”和“求真精神”。     

历史概念的流变:马克思与卢卡奇

历史是卢卡奇的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卢卡奇的历史的概念不是凭空而生的,是继承前人、结合时代的产物,其中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刻,因为卢卡奇重新强调历史概念的本义即在于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思想活动相对立的历史活动;二是历史关系。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含义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统一在实践基础上,历史具有客观性、辩证性,人是历史的中心。     

论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有多种观点。代表性观点有三种：一是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二是以现代中国疆域为基本出发点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三是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本文认为中国历史疆域是中华各族在自古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政权长期统辖的区域所达到的范围,而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清代初年的国家疆域为标志。凡是生活在清初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而后来外迁或消失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政权所统辖的区域,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这一界定的基本内容包括历史疆域的主体、政权统辖区域所达到的范围和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这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