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探析

危险驾驶罪的"道路"应当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道路"相一致,危险驾驶罪的对象仅限于机动车。在认定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时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综合判断。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甚至与一般的交通违法行为之间有密切关系,在探寻其立法原意的基础上,合理界定相似罪名之间的界限。     

“醉驾”量刑规范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处理。＂醉驾＂入罪实施一年来,醉酒驾驶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司法实践中缺乏对醉驾判处缓刑、免刑、从轻、从重处罚的详细标准,导致各地法院对同样的案件处理结果不一样。细化醉驾的量刑标准,区别对待不同的醉驾案件,避免选择性司法,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对每个醉驾者的公正裁决。     

办理危险驾驶案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危险驾驶自2011年正式入刑以来,对有效遏制酒后驾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基层办案部门办理此类案件在程序上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是否可以刑事拘留后起诉、审判？对危险驾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逮捕？如何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等。对这些问题各地做法不一,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家之言。     

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中醉驾者的主观罪过分析

危险驾驶罪是以故意为主观方面要件的犯罪,醉酒驾车构成该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对与醉酒驾车行为相伴而生的危险结果具有故意心态。醉酒驾车案件中,行为人对危险结果具有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实践中也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认为行为人已经完成了这一预见。进而,过于自信的过失应当成为醉驾者免责的唯一的主观方面的事由。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根据行为和事实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准确认定,以实现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的主客观相统一。     

浅谈危险驾驶罪

本文首先分析了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主要从该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四点进行分析,紧接着详细研究了危险驾驶行为具体入罪标准分析,最后提出几点有利于危险驾驶罪立法完善的建议,对于研究危险驾驶罪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我国刑法应增设危险驾驶罪

我国刑法对交通犯罪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不能有效地应对日益频发的恶性交通事故,应当将包括酒后驾驶在内的一些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并对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行为作出特别规定。     

基于分则罪状表述的视角谈醉驾入刑

<刑法修正案(八)>是着眼于当前社会形势和惩治犯罪的现实需要对我国刑法作出的又一次重大修正.而对刑法分则的修改是此次刑法修正的重要内容.在相当多的人眼中,醉驾入刑是刑法修正案(八)的一大亮点,是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的一次正面的回应.然而,"危险驾驶罪"在罪状表述方面存在不周诞性以及不合理性,有待改进.将这些问题予以及时提出并进行相关思辨,对刑法的进一步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对刑法理论的完善。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属于抽象危险犯,而不是行为犯。在刑罚设置方面,应增设资格刑,以便能更好地预防本罪的发生。     

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23号令)已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从实施到现在,各类交通事故明显下降,尤其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人员数量明显下降。公安部123号令实施后,成效显著,但在法律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新的问题。"被酒驾"、"被醉驾"的人员仍然存在。遇到此类事件发生时如何处理,应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索

根据有关数据进行分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罪十年来的数量整体上属于先降后升的态势,醉酒驾驶案件近几年来超越盗窃罪,高居全国刑事案件之首。面对有关学者关于取消“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建议,文章认为醉酒驾驶案件总量过大的原因是“入罪”缺乏明确统一的量刑标准和“出罪”路径受阻。国家应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立法层面应适度提高定罪门槛,对情节严重行为保持严惩态势。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适用问题探析

危险驾驶行为能否适用刑法第114条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否定论坚持行为标准说的立场,而肯定论主要持危险标准说的立场。这一争论主要源于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分歧：危险驾驶罪是否包括具体危险犯,危险的相当性是否是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分标准,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包括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两种情形;基于危险犯的立法及理论,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之间并不存在实体上的区别,危险的紧迫性不能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刑法适用的标准;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本意在于规制过失危险驾驶行为,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应适用刑法第114条。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及其完善

危险驾驶罪立法是应对风险社会、弥补法律缺陷的需要,是借鉴域外经验的理性选择.通过刑罚处罚危险驾驶行为,提高了危险驾驶者的违法成本,弥补刑法交通犯罪的立法缺陷,有利于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但是,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应严格依法进行.可以通过扩大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增加危险驾驶的对象,明确危险驾驶罪的情节标准等方面对危险驾驶罪进行完善.     

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态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是抽象危险犯理论在刑事立法中的运用.醉酒驾驶行为损害了道路通行安全的保护条件,行为人对伴随醉酒驾驶行为而生的危险结果有一定认识并对其发生持放任态度,在罪过形态上应为故意.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浅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飙车行为入罪,对严厉醉驾行为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提前介入以及该罪的内涵与外延该如何理解;社会舆论对于醉驾行为的性质还存在行为犯或者危险犯的争论;这些问题对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极其重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新增类型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罪作了修改,新增了两种形态的危险驾驶犯罪类型,即超载超速型和运输危险化学物品型危险驾驶罪。但在司法实践中,新增罪名对不同运输车型概念界定不清、旅客运输业务规范的模糊性等问题违背立法司法化目的。因此,新增类型危险驾驶罪需要进一步契合司法适用需求,完善旅客运输业务的规范性标准,把握运输车型入罪与否的界限。在严重超速的判定界限上,罪名界定应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防止刑法打击的扩大。为解决对相似运输行为审理结果差异较大的问题,我国不仅应通过典型案例统一判定标准,还应当考虑案发地实际道路与交通运输情况。     

危险驾驶行为的罪刑均衡

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处刑问题,应当严格按照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检视危险驾驶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在定罪准确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罪刑均衡,以实现刑法的规范价值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危险驾驶犯罪的法经济学思考

法经济学认为,犯罪既是一种投入,又是一种产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一种犯罪市场.与经济活动相类似,罪犯在进行犯罪活动时都需要投入成本,同时也都希望获得收益.本文针对危险驾驶犯罪的法经济学思考作了简单探讨.     

危险驾驶罪的几个争议问题

危险驾驶罪的发生地点应当坚持公共道路说,同时实质的考察非公共道路的危险状况。危险驾驶罪之追逐竞驶的认定不必以违反行政法的限速规定为条件。危险驾驶罪属于混合的危险犯,可以追诉,特定情况下可以逮捕。另外,我国应当考虑设立危险驾驶的结果加重犯。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争议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设立十一年来的法律实施效果存在争议。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看,单一注重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入罪标准可能导致针对醉酒驾驶的法律制裁效果落入非帕累托改进区。破解有关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而在于其系统性与合理性。醉驾入刑后,我国醉驾制裁体系至少出现了三个问题影响了其系统性与合理性,即严苛的“血液中酒精浓度值”醉驾测试方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的行刑衔接真空,以及醉驾制裁体系内生的隐性制裁打击失当。基于此,时机适当时宜修订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法条规定,构建更为科学的罪状标准;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在醉驾制裁方面的合理衔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瑞安模式”,尽快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实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真正微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