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区服务的城市基层治理: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高等教育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技术治理是实现治理理性化和科学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技术治理驱动下的高等教育技术治理旨在通过技术工具提升其治理效能并塑造高等教育技术治理场域新秩序。高等教育技术治理的治理情境、治理结构、治理场域和治理效能等都会受到技术建构性、自主性、渗透性和目的性等基本特性的影响。从获取到驾驭、从内嵌到吸纳、从管控到服务、从祛魅到返魅是实现高等教育技术治理价值驱动、数据支持、模式进化、技术迭代的内在运作逻辑。在高等教育技术治理实践中需破解数据垄断、厘清技术治理幻象、防范专家政治和超越工具理性,倡导包容共享的信息平权,推进整体协同的体制改革,凝聚多元共生的权力主体,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最大限度释放技术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效能,进而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限为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产生既取决于“有为的政府”“自主的大学”以及“参与的社会”共同作用下所创设的能动空间,也取决于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权力重新配置所创设的运行空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参与广度、程度和频度等三个维度。社会主体在治理结构统领下既有积极的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限制、政府的限定以及大学自身接纳的限度。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及何以限为的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体能在多大范围、多强程度上参与大学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人道”何以可能——以老庄哲学为视角

“推天道以明人道”是道家哲学展开的基本思路。就老庄道家哲学而言,基于“道常无为”这一“天道”原则,其“人道”思想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广义上的“人一物”关系,并聚焦于两个方面,即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人与功名利禄的关系,因而也就形成两种基本的“人道”主张：其一,“无为”而“利物”;其二,“无己”而“胜物”。在老子哲学中,“无为”而“利物”是其“人道”思想的立足点;在庄子哲学中,这一思想也得到多方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无己”而“胜物”的根本“人道”诉求。从当代视域来看,道家“人道”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智慧启示。     

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问题浅析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危机种类多,表现形式呈多样化发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体系,在基层政府管理中融入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理念,加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农民公共危机的防患意识,建设农村公共危机的治理机制与预警机制,对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应中的村庄治理因素

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应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村庄治理结构类型在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方式上有着显著性差异。稳定的权威结构是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应过程中的首要前提。中国农村社区公共权威结构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法理型社区权威结构的建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理顺两委关系、乡村关系以及扩大村民参与是完善法理型社区权威结构的核心议题。     

浅谈我国大学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30年来,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政府在其发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与大学的关系正在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家长和学生的教育权利意识逐渐凸现,并逐渐得到认可、重视和尊重.这些为高等教育下一步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高等教育领域走向治道变革成为可能.但是,教育平等、管理体制以及教育质量和效率不高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束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借助公共治理中的一些理论工具,结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可以从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管理体制、战略重心、评价机制等方面为大学治理的未来走向提供一些参考.     

从整体支配到协商治理:乡村治理转型及其困境——基于北镇“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

通过对一个乡镇近30年"钉子户"治理的历史考察发现,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乡村组织在国家推动下逐步从整体支配向协商治理转型。这一转型减少了乡村权力的整体支配运作所带来的权力滥用,以及对农民权利的损害。与此同时,乡村治权的弱化也导致官民难以合作或者通过村民代表协商之后的决议无法付诸实践,陷入"钉子户"无法治理的困境。究其本质来说,协商治理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方式,有助于确立新的议事公共规则,保护农民的权利,但是缺乏落实议事公共规则的强制力保障。     

公民资格与公共治理——基于公共领域的展望

公民资格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公民资格理论可以为公共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公民资格和公共治理都与公民参与相关,在公共领域的场域空间内,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为公共治理提供主体支持,可以实现多元利益表达和公共利益表达相结合,可以增强公民之闻的合作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公民积极参与治理,有利于实现公共治理的善治.     

公共文化产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以农村公共出版为例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与文化传播功能,在农村文化活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无疑是农村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载体。建立优质高效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制度,以先进的农村文化产品催生多样的农村文化新形式,是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质与地域特色,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社会意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必经之路。当前,"农家书屋"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出版产品和文化活动基地,在农村公共出版服务体中起到了导向与引领作用,对于在农村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从而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挑战与转型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需要一种"以服务为重心"的治理体制。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一种行政型治理体制,主要特点是"重行政、重管理、轻服务",不能很好地适应于公共服务优先安排的国家战略,由此遭遇三大体制挑战:一是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体制的挑战,二是从低水平型服务转向高水平型服务的挑战,三是行政型服务转向协作型服务的挑战。公共服务优先安排首先是体制的优先安排与体制的服务性增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使当前体制适应于服务优先安排,以服务优先振兴乡村,可以从横向功能、纵向结构两个方面对当前体制进行重组,以建构"重服务,强服务,均衡自治、行政与组织建设"的服务优先安排型治理体制,以服务现代化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公共教育服务体制创新:治理的视角

为了满足多元化的公共教育需求,解决公共教育产品短缺和公共教育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有必要从治理的视角重新思考政府在公共教育产品与服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运用治理的理念和精神变革公共教育服务体制,实现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教育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和公共教育服务结构的多样化。     

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权力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治理理论为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权力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公立高校治理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权力分配制度能有效保证大学目标和理念得以实现。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公立高校的三大权力存在形式,通过从权力资源配置的角度切入,形成公立高校“三权”三维研究空间,解构和构建中国公立高校权力整合机制,提出公立高校内部权力中心下移,三权分立及“三A”的优化重组原则,以及三权权力资源重新配置整合的路径和框架。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教育公共治理

治理理论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新进展。治理理论批评了"新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倾向,转向构建以合作和服务为核心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教育公共治理更为关注教育的公共性,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组织结构扁平化、第三部门蓬勃发展的态势。向"善治"迈进的西方教育公共治理正在不断强化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打造教育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良性互动的机制,为达成公共教育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风文明治理探析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核和灵魂所在。新时代加快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显得尤为迫切,同时也遭遇了许多问题,如农村传统孝道日渐式微、迷信活动封建思想沉碴泛起、价值观扭曲攀比奢靡之风盛行、农村治理失效人际关系松散、农民主体意识淡薄进取精神缺乏。造成农村乡风不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发展观念错位、自治组织功能弱化、乡风文明长效机制缺乏等。新时代推进乡风文明治理,需要强化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加大村镇自治组织的培育力度、发挥行政引导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对不正乡风的综合治理。     

跨文化视角下的疫情防控措施及实施效力——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中国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但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案,但防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还需充分考虑自身的国情、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医疗卫生体制、文化规范等。拟以中国和意大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措施及实施效力为例,从跨文化视角分析文化习俗与疫情防控措施制定的关系、文化价值观对疫情防控措施实施效力的影响,为客观看待、评价各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及措施,为各国制定符合本国文化规范的疫情防控措施提供有益启示。     

治理视域下的职业教育特征、模式与风险防控——从认同治理性、借鉴治理经验到警醒反思

从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演进轨迹和国外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两个方面来看,职业教育的治理性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国外丰富的治理实践表明在职业教育中政府和市场都可以居于主导地位,而相应地通过对权、责、利的划分实现互动治理。然而,权、责、利的划分关系未必全然稳定,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可能会冲破这个关系框架及其背后的权力边界而发生越轨的风险,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侧做好风险防控。     

基于治理理论视阈中的公共危机治理

基于治理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是要打破传统单向度的、半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构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模式.应对公共危机,要充分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性,彰显媒体协理者的功能,激活民间社会的能动性,强化国际协助的理念,以形成最大限度合力的、多元化的网络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公民参与

建基于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涵,着重从公共治理及公民个体层面分析了公共治理的价值诉求——公民参与,即从公共治理层面而言,公民参与是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有助于公共治理目标的实现;从公民个体层面而言,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的基本保障,有助于提升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有助于公民自身利益的实现。进而提出促进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提升公民的政治素质,构建公共责任体系。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标语论析

标语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具有价值引领、社会教育、政治动员等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标语的内容、发布、使用也存在种种乱象,对政府权威和国家治理造成消极影响。必须注重标语的正面宣传;进行标语的话语创新;注意标语的使用限度,做到内容健康、使用得当、传播有力,将之有效转化为民众所接受和掌握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