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

高丽系我友好邻邦,“周为箕子之国”,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的高丽王朝统治朝鲜半岛凡四百七十五（918—1392）年。在此期间,中国历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辽、金）、元、至明朝初年。高丽朝创建伊始,即遣使后梁,随后不断与中国历朝政府通好,使节往来,互献方物,保持友好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朝光宗十三年）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高丽朝毅宗十八年）三月,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丽也有二十七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1278）,这266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129次,人数有5000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宋丽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交流。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曾先后把重要典籍,如《大藏经》、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     

宋与日本、高丽政治关系之比较

由于受到诸如政治态势、地理位置、心理层面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宋与日本、高丽三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呈现出与前后时期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     

高丽人参入华史初探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便与中国保持了极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其中医学的交流也十分活跃.对高丽人参在中国传播情况的研究,必然有助于中朝医学交流的进一步研究,甚至可以成为中朝文化交流互动研究的另一个突破点.     

中国早期佛教典籍目录考论

中国早期佛典目录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佛经中辨伪、失译、异译等问题。通过考辨,确证最早的经录是《支录》。《安录》则因为制作严谨、分类清晰,成为最重要的早期佛典目录。《安录》的大部分内容保存在《出三藏记集》中,具体可以分为《经律论录》《疑经录》《杂经录》等七个子目录。     

高丽人参入华史初探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便与中国保持了极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其中医学的交流也十分活跃。对高丽人参在中国传播情况的研究,必然有助于中朝医学交流的进一步研究,甚至可以成为中朝文化交流互动研究的另一个突破点。     

《契丹藏》与高丽佛教

辽代雕成《契丹藏》之后,该藏经以赏赐、购买等方式传入高丽,这为高丽藏经的雕印提供了重要基础。《契丹藏》进入高丽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数字典籍数据库的目录学揭示

文章由《景延楼记》的标点注释入题,叙述了撰写此文的起因与缘由。分析了国内多种大型数字典籍数据库目录揭示现状与不足,认为数字典籍数据库目录揭示与传统纸质书目揭示应该在内容、方法上有所不同:内容上宜于侧重介绍今人的典籍整理和研究成果。方法上,宜突出重点,评介最便于阅读的典籍整理翻译校注本和最有研究利用参考价值的研究论著,阐述说明其根据和理由;编制索引,指引读者进一步阅读和发掘有价值的资料。     

《高丽大藏经》与东亚地区文化交流

通过对《高丽大藏经》的形成、续传日本以及回传中国过程的论述,考察和研究了《高丽大藏经》在东亚地区以佛教、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围绕着《高丽大藏经》所进行的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精益求精、相互促进的过程;不是中国向他国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中国兰花典籍书目考述·唐、宋、元代部分

《中国兰花典籍书目考述》系兰花典籍综括性解题导读书目。其收录范围举凡中国历代兰花各种典籍诸如谱录、笔记、百咏、专集、画谱、技法、专著、汇编等,著录内容包括对每部典籍之书名、卷数、撰者、内容、版本等并尽力考订异同、序列次第、略加评介、著录来源、标明存佚、指出版本、揭示藏处、酌加案语,旨在为世人全面了解历代兰花典籍确切情况,呈现兰花典籍发展概貌,揭示兰花典籍变化轨迹,建立兰花典籍系统坐标,把握兰花典籍未来趋向。为喜爱和关注兰花典籍的一般读者指示阅读门径,为深入研究兰文化的学人提供查考帮助。     

明清耶稣会士中文典籍译介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并大力译介中国典籍,是中国翻译史的又一高潮.耶稣会士经由译介西方经典发展到译介中文经典,再到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译介高潮,译介内容的广度与深度都大为提升,译介成果传至西方,引领了西方的启蒙思潮,推动了西方的中国热,奠定了西方汉学研究.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不同历史阶段中文典籍译介特点的分析,探讨中文典籍译介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积极影响.     

《宋史》考证五则

《宋史》是研究宋代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以内容丰富而著称。但是元人修撰《宋史》时是相当仓促的,书中内容讹误之处难免。本文就五处疑误之处略加分析,以期能对研读和运用《宋史》者提供借鉴。     

新见南宋关文鉌墓志考释

2019年5月,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征得南宋《关文鉌墓志铭》。志主夫君史珌卿,为南宋右丞相史嵩之之侄。墓志详载关氏家族世系及志主生平,为补充宋史及方志提供了珍贵资料。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释,可补证一些历史现象及事件,如志主曾经历南宋末年台州水灾;其夫君史珌卿曾任职于南宋沿海制置司等。志文反映了志主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志主不仅经历丧子、丧夫之痛,更经历了其夫家史氏的衰落及宋朝的灭亡,反映南宋末年及宋亡后,史氏遗孀的生活状态,为宋史及宋代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墓志撰写者是其子史益伯,可补《全宋文》之遗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填讳者是《三字经》作者、南宋大儒王应麟,对研究王应麟生平及当时历史有重要价值。书丹者极有可能也是王应麟,这很可能是迄今发现仅有的由王应麟亲笔书丹的墓志铭,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     

元代古籍版本学考略

宋元是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本文从同书异本研究、善本观、版本学家和标志性成果等方面，论述了元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馆员第一:图书馆管理理念的新视角

本文从企业“员工第一”理念对图书馆的启示出发,从图书馆的作用和图书馆员的重要性、图书馆的发展格局、心理学角度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图书馆内部应树立“馆员第一”的管理理念。     

宋人笺注《新唐书》佚著考论

宋人笺注《新唐书》的著述一共有十部,现有七部已经亡佚,后世对它们罕有提及。通过考证,可基本厘清七部佚著的作者、成书情况、内容等问题。此七部佚著的价值,首先在于能修正前人的固有看法;其次则是能补相关书籍记载的缺漏。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探疑

晚清莫友芝的目录学名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问世后,深受藏书家重视.但其书名、成书过程、刊刻时间、刻本系统、内容校勘等方面还有不少疑问有待整理,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宋绍兴刊本《旧唐书》两点小考

一 宋刊<旧唐书>,现存世仅有六十七卷,又子卷二卷,原刻于宋高宗绍兴年间,今百衲本<旧唐书>即以此残本配明闻人诠刻本影印而成的.[1]此本是在什么情况下刊刻的,由于刻书序已佚,甚或原刻根本无序,无从稽考.[2]不过,若仔细钩稽一下有关史料,尚可窥其一二.     

隋唐五代古籍版本学考略

隋唐五代时期是古籍版本学的重要发展时期。本文从同书异本及其研究、版本学家及其成果等方面论述了这个时期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宋、清版权立法思想的变革脉络

我国版权保护的成文制度始于宋,而法制化、正规化、系统化的版权立法直至1910年清朝颁布《大清著作权律》才得以确立。版权保护受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制约,主观意志的萌发与客观环境的发展互为因果,且二者共同推动了中国版权立法的历史进程。     

古籍书目著录元代类书考辨

古籍书目对于元代类书的著录,有将非元代类书当作元代类书的情况.《声律关键》《群书会元截江网》《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源流至论》《类编名公四六启劄云锦续集》为南宋类书,《韵类节事》《群书会要》为金代类书,《裁纂类函》《群书集事渊海》《群书类编故事》《群书备数》为明代类书,均被著录为元代类书.此种状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