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

高丽系我友好邻邦,“周为箕子之国”,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的高丽王朝统治朝鲜半岛凡四百七十五（918—1392）年。在此期间,中国历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辽、金）、元、至明朝初年。高丽朝创建伊始,即遣使后梁,随后不断与中国历朝政府通好,使节往来,互献方物,保持友好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朝光宗十三年）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高丽朝毅宗十八年）三月,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丽也有二十七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1278）,这266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129次,人数有5000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宋丽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交流。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曾先后把重要典籍,如《大藏经》、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     

宋时高丽扇、纸、墨输人中国考

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在渊源流长的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对韩国产生了明显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韩国文化也有所反馈。宋时高丽物品的输入,就是其表征之一。宋代高丽与中原交流频繁,高丽物品通过朝贡、使节互访及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输入中国。     

中印之间应尽快消除“交流赤字”

印度是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邻国,但多年来中印两国的关系却是"近而不亲"。中国与印度之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互信,而缺乏互信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国间存在着边界争端,二是彼此的了解严重不足。中国有句古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印作为各有10多亿人口、有长达约2000公里边界线的邻国,除了政府间的官方交往外,本应有大量的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但从以下几组数字可以看出,双方     

宋与日本、高丽政治关系之比较

由于受到诸如政治态势、地理位置、心理层面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宋与日本、高丽三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呈现出与前后时期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     

建国初期中日民间交流下的『松川事件』

回顾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日关系从不正常状态转为正常发展,从民间往来转为官方交往,从单一贸易、友好交流转为经贸合作、全面发展,并逐步走向务实、成熟,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而建国初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开端性的意义.本文通过日本"松川事件"这一个案作为考察对象,来审视建国初期的中日关系,以求给读者展示当时特殊条件下中日民间交流的情况.     

建国初期中日民间交流的途径探析

"松川事件"是建国初期中日关系中一件能反映两国民间交流的典型案件,其中所体现的交流途径,如抗议日本政府对工人的迫害、为日本被捕民众捐款、与日本民众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日两国间互访,都为以后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宝贵经验。     

宋时高丽扇、纸、墨输入中国考

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在渊源流长的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对韩国产生了明显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韩国文化也有所反馈。宋时高丽物品的输入,就是其表征之一。宋代高丽与中原交流频繁,高丽物品通过朝贡、使节互访及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输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本文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扇、纸、墨三种,详加考证,窥豹一斑。一、折叠扇的输入扇的历史,在中国大概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引《世本怕：“武王作霎。”“霎”,《说文》释曰：“扇也。”又引崔豹站今注》曰：“殷高宗有雅…     

元朝控制高丽政略考

在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尽管元朝也借鉴并采取了一些宋、金曾用来与高丽维系关系的传统策略,但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高丽的主要手段仍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即通过初期军事征服、中后期的政治联姻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而且,元朝始终没有放弃利用行省制将高丽完全内地化的企图。     

《蔗轩日录》与明代中日书籍交流

中日之间书籍的交流源远流长,各期的特点不尽相同。从书籍流播的途径、载体以及种类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日本不同时期文明程度的差异性以及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取向性。从《蔗轩日录》中记载的大量中日汉籍交流的资料表明,遣明使是明代中日书籍交流的主要担当者,官方赐予、友人馈赠以及少量的物物交换是当时书籍的主要来源;儒书、医书等是书籍交流的重要内容。     

唐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汉籍回归现象

唐代国力强盛,是书籍编撰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及东北南亚等邦国形成了以中国书籍为主要传播内容的汉文化交流圈,大量的汉文典籍流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许多国家。到了宋代,中国散失海外的书籍以及日本人和朝鲜人创作的汉文典籍又源源不断地回归中国,出现了汉典籍逆向输入的文化现象,直接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缺失,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