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呐喊》、《彷徨》中的回溯性小说

《呐喊》、《彷徨》中的回溯性小说在所呈现回忆的风格上有所差异:《呐喊》中的回忆偏重抒情,《彷徨》中的回忆理性色彩则要浓厚得多。而无论哪一种风格的回忆呈现,其意义往往在小说文本提供的当下语境中被搁置或消解。从《呐喊》中痛苦到要去忘却的回忆,到《彷徨》更加决绝地契入回忆,这个过程体现了鲁迅抗争宿命的艰苦卓绝与生命主体意识的强大,而伴随着这一切的却是作家心灵的另外一面:无奈与绝望。鲁迅正是在这生命的两极状态的激烈对撞中执着前行。     

《呐喊》、《彷徨》的象征意蕴

具象层面与象征层面显而易见的“互”呈现在《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之中，此为“整体性象征”。而象征意境的营造与“象征的抒情”几乎贯串于鲁讯先生《呐喊》与《彷徨》这两部小说中，这是鲁讯先生广泛地吸纳古今中外小说中的象征艺术，将之融贯与创新的结果。     

博采与创新——论《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

狂飙突起的“五四”新化运动，造就了中国新化运动旗手鲁迅，其小说创作的成就体现在：一、打破章回体和以叙述为主的格式，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形式；二、构思的奇巧——独创性与多样性完美结合；三、结构朴实无华又匠心独运；四、着意于典型刻画；五、高超的语言艺术。     

《呐喊》《彷徨》的心理描写

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的心理描写,艺术地与其它诸种描写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其形式多样,可谓匠心独特。这一艺术形式起着塑造典型形象、表现作者观点、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谈《呐喊》、《彷徨》的环境描写

鲁迅的《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的环境描写有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社会环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具体生活环境的人格化、物质化倾向和自然环境的主观色彩、地方色彩三个方面。鲁迅非常重视环境描写。     

内容的深切 格式的特别——略论《呐喊》、《彷徨》的艺术特色

内容深切、格式特别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特色：其内容之深，始于启蒙，却向人性深处延伸，隐寓和呼唤着一种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其格式特别，除了“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还有对传统的继承，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反抗绝望的绝望——《呐喊》、《彷徨》中的小孩子形象看鲁迅的精神困境

本通过《呐喊》、《彷徨》中小孩子形象，分析了鲁迅“树人”的希望中蕴涵的反抗愚昧、反抗绝望的心灵指向，在“铁屋子”的现实“场”境中，“死亡”直逼生存，“树”而不起，从而承受为反抗绝望而必经的绝望之境。     

《呐喊》《彷徨》结构小议

《呐喊》、《彷徨》是鲁迅极具代表性的两部小说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度。有学者研究后发现两部小说集中存在着"看/被看"和"离去—归来—再离去"两种结构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后,作者发现"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下存在着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模式——"审问/陈词"结构。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看/被看"这一结构模式的启发下,试对"审问/陈词"结构进行分析和阐释。     

谈《呐喊》《彷徨》中的觉醒者形象及其意义

本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新型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分析，表明他们因环境的逼迫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孤独和苦闷之后，未能守住自身，在“爱了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后，终于产生了动摇，退化，许多人甚至发狂，夭亡。鲁迅对他们给予无限同情，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深感愤懑，肯定了在他们身上显露的民族希望的正面价值，但是又对他们的生存方式表示了某种“不满”。     

论《呐喊》、《彷徨》的“审丑”话语

启蒙立场导致《呐喊》、《彷徨》强烈的“审丑”意识，而“审丑”话语又赋予《呐喊》、《彷徨》不朽的思想价值《呐喊》、《彷徨》着重审视了人物之丑、灵魂之丑、人际关系之丑、环境之丑。     

承担与消解——《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的一点比较

浓郁的抒情性和对病态心灵的深入剖析是鲁迅早期小说集《呐喊》、《彷徨》的重要审美特征与思想特征,体现了鲁迅介入现实的意愿以及承担沉重现实的努力。而在鲁迅后期完成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抒情性与心灵剖析被愈演愈烈的＂油滑＂所取代,《呐喊》、《彷徨》所指向的宏大叙述也随之消解。这种转换的出现呈示了鲁迅生命体验和思想状态的深刻变化。     

简论鲁迅小说的死亡叙事与色彩运用

以鲁迅小说中不同的死亡类型,探究色彩运用与死亡叙事的关联,探讨了鲁迅先生构建"死亡叙事"的独特风格及其影响.     

论《呐喊》与《彷徨》中的叙事结构

《呐喊》与《彷徨》小说是叙事结构剖析文本的个案。围绕元小说创作倾向、双构叙事和复调文本叙事三个方面阐述其成因,凸现鲁迅作为现代小说大师的叙事艺术。     

对于"存在"的东方体验与言说--浅论鲁迅与存在主义

鲁迅与存在主义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其契合之处体现为如下四点：一、“焦虑”的表达方式：绝望;二、反抗绝望：鲁迅的“自我设计”;三、死亡：观照“自我设计”的途路：四、荒诞：世界及个体本真的存在。是否确认“孤独个体”的生存体验为本体论的普遍状态是鲁迅与存在主义的悖逆所在。     

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及其局限性

受晚清以降“国民性”问题探讨思潮的影响，鲁迅在其小说中以文学的形象展开了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象”，并企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成他的启蒙主义的目的。可是“国民性”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一方面缘于晚清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急于探寻百多年来落后挨打所造成的“原因”，另一方面缘于西方传教士出于征服东方的目的而有意设置的一种话语“圈套”。以本质主义的视角解读鲁迅小说的国民性问题，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说明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了；刘禾以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问题，则认为“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被虚拟出来的伪命题，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传统的投影 现代的写生——试谈郁达夫小说与明清性爱小说的性别意识

郁达夫小说的性别意识与明清性爱小说有着错综复杂的精神联系:一方面,前者继承了后者对女性的某种同情,并将其发展为现代性别意识,性别平等的幼芽由感性自在发展至理性自觉,一跃而成为性别意识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前者因袭了后者较浓的传统男权性别意识,特别是“贞”与“柔”等父系文化因子。郁达夫小说对待传统性别意识的复杂态度表明,它并没有完成对传统的现代转换。其小说对明清性爱小说的传承与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性爱小说不断突破传统,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听到了现代性爱小说挣脱传统束缚、走向现代的艰难足音。     

迷惘的情绪,悲观的色彩 --再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

《永别了，武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但作为一个朦胧的反战主义者，海明威尽管诅咒战争，却没有对战争的根源进行剖析；反对战争，却找不到消灭战争的正确途径，以至于迷失了方向，因而整部作品弥漫着迷惘的情绪和悲观的色彩。     

鲁迅的"反抗绝望"与《一件小事》的创作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伟大的思想家,体现其伟大思想家地位和特点的是他以"立人"为思想革命的目标,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达到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目的的启蒙理想和实践。《一件小事》就是其启蒙理想和实践的人文思考与探索的艺术展示。人力车夫的高大形象,使知识分子"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升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是曾奋斗在绝望、虚妄与希望之间的鲁迅,后来从自我解剖与寄希望于人民中找到了"反抗绝望"之路的最初思想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