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英国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分析。英国职业教育制度经历了4个阶段,以个人需求、产业需求和国家需求为推动力,克服了企业积极性欠缺和政府主动性欠缺的问题,实现了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化。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转变轻视职业教育的文化观念,兼顾职业教育相关各方需求,加强与相关产业的合作。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按照国外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将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对于研究２１世纪初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不无借鉴作用。一、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实行国家干预１制定颁布配套的法律法规以美国为例，从１９１７年联邦政府通过的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制度最终形成的《史密斯———休斯法案》开始，到１９９４年的《２０００年教育目标：…     

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思考——发展自主性的视角

职业教育面临来自政府、用人单位、学生三个主体出于各自利益出发点的需求压力,丧失发展的自主性.在迎合需求中走入了发展误区,影响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信奉"效率主义"、忽视个体发展价值、忽视质量等.职业教育自主发展是实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促进自主发展,包括:协调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制度、建立保障职业教育自主发展权利的决策制度.     

招考一体还是招考分离：我国职教高考改革中的考试招生关系研究

职教高考制度的提出,源自于现行单轨制高考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作为职教高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招考关系,其理应得到深入讨论与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梳理我国高职院校招考关系的演进脉络,发现职业教育招考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协调职业院校和政府之间,围绕自主发展权和职业教育治理的国家事权所形成的关系,本质是对教育资源分配权的博弈。近年来中央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思路催生了招考分离的土壤。从招考一体到招考分离,有利于提升考试工作的专业性与效率性、促进跨专业创新人才与特色人才的培养、维护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质量。然而,实施招考分离仍存在高职院校招生的“关系”之忧、高职院校的招生能力之忧、中职的教学工作之忧以及学生的备考成本与负担之忧等疑虑。未来职教高考的招考关系改革,应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学校在招考分离制度中的权责关系,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和项目认证制度,把提升学生对职业院校的选择自由度作为招考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以确保高职院校招考制度改革在正确而合理的方向上进行。     

英、美、日职业教育证书制度比较研究

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国家人才队伍培养的教育类型之一,然而部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选择存在偏差。英、美、日3国通过对其本国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本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文章通过对英、美、日职业教育证书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发展的建议,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构建过程分析:从中专院校到本科院校的转变

本文通过对以C学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A大学Z学院的发展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试图以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为线索梳理该学院的发展脉络,呈现一种外生型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构建过程.文章认为,对于高校这种相对具有较强制度惯性的组织而言,一种具有优势地位的制度是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强制地构建起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影响制度变迁的核心要素,学校合并事实上是相关院校之间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权力结构的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较好地处理新旧制度间对组织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重视变革成本利益补偿问题,则制度变迁过程往往能够取得成功;反之,则可能遭遇失败.     

职业教育立法与制度创新:国际比较的启示

近年我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备受教育立法部门和职业教育领域相关利益机构关注。立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在形塑德国和英美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相关立法从制度框架上保障了学校和企业间、联邦与各州间沟通和协调渠道,而英美国家在相关领域立法则相对较为松散和分立。我国修订职业教育法,关键是处理好职业教育法与其他教育立法间的交叉关系,且须以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为前提,包括强化以省为主的职教治理与经费统筹机制,对面向不同行业或职业领域的职业教育进行分类改造,以及在发展条件相对成熟的行业或职业领域重组或创建专业性的法人社团组织。     

影响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经济与政治因素

区域职业教育政策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深受经济因素、政府制度、社会结构、国际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以经济因素为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地方政府财力要求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影响区域职业教育政策扶持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力度;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责任意识关系到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效性。以政府制度为例,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监督机制是影响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机制因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体制因素;区域政策管理机构与职业教育政策管理机构是影响区域职业教育政策的组织因素。     

残疾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与路径优化——以浙江省为例

有效的制度嵌入有助于降低相关利益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助于残疾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目标的顺利达成。浙江教育协调均衡发展、基于弱势补偿原则的财政支持,以及积极打造现代职业教育和平等融合的制度文化氛围,有利于残疾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创新发展,但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仍然存在顶层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互嵌性不佳和制度执行乏力的情况。为此,可以通过优化制度供给、厘清政府定位、健全行业组织、提升残疾人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营造社会文化认同等路径,来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走向深化。     

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职业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最缺的是什么?下一阶段的发展重心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告诉我们,当前阻碍职业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因此下一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应从院校建设转向国家基本制度形成。职业教育发展对国家制度的需求包括六个层面,即协调层、结构层、需求层、内容层、实施层和评价层。协调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协调相关部门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结构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联结职业教育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体系;需求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需求信息;内容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为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提供标准依据;实施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保障职业教育运行所需条件的稳定供给;评价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对技能水平做出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评价并保障其劳动就业价值。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难度大、周期长,需要科学设计和长远规划。     

产教融合制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产教融合是世界许多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理念,其内涵经历了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到一种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再到一种教育与生产的交叉制度的演变。从制度的角度考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现产教融合制度是由社会建构的,其形成涉及多元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学校、学生、社会合作者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利益冲突影响着产教融合制度的形成。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冲突分析发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的基本构成应包括:职业教育投资制度、职业教育供应制度、职业教育评价制度、人才应用制度、社会合作制度。     

制度变迁语境下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兼谈中职助学政策和中职免费政策

制度变迁给职业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文章以中等职业教育扩招为立足点,阐述了中等职业教育扩招的主要保障因素,剖析了中职助学政策和中职免费政策在中职扩招中的杠杆作用,探讨了职业教育制度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要素研究

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借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职业教育利益相关方进行识别及界定,筛选出职业教育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再通过利益相关方利益诉求及利益冲突分析,提炼出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要素。     

澳大利亚绿色技能教育及实践

澳大利亚社会绿色技能领域的利益攸关方至少包括联邦政府（中央政府）、州（领地）政府、业界、以从事职业教育和培训为主业的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绿色技能领域相关机构和广大公民等方面,各方积极互动,创造了当前澳大利亚绿色技能领域欣欣向荣的局面,其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史密斯—休斯法案”与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及启示

《史密斯—休斯法案》是美国第一项关于职业教育经费的法案,该法案的颁布与实施对美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是一个促进.《史密斯—休斯法案》强调联邦政府和各州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责任,把财政拨款作为国家干预的重要形式,同时高度重视专业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而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极大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加速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应该借鉴美国采用立法的方式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法制化建设,为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提供资金保障.     

动因·逻辑·遵循：“职教高考”制度创建的三维审思

“职教高考”制度创建是国家着眼推动职业教育领域“大变革”下的制度创新,本质在于在类型定位下打通当前职业院校招生中的症结,以建构契合职业教育特色的招生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性制度,其产生动力源自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关联动力和外部动力三维动力的推动;逻辑层次表现为探究本体的学理逻辑、指向核心的政策逻辑和建构基础的实践逻辑,此三者相互贯通,彼此综合。相关动因和逻辑在实现“职教高考”制度深化改革的同时,也为制度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观照。基于此,促进“职教高考”的高质量创建应立足逻辑起点,凸显类型之“志”以保障各生源群体“考之有道”;坚持横纵相联,完善系统之“制”以确保利益主体“招之有径”;力行实践创新,更新理念之“治”以实现制度运行“行之有效”。     

职业教育专业化第三方评价制度的构成研究

全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一系列文件中提出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建立第三方评价制度的对策措施与政策目标。按照制度建设理论,专业化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制度构成是:明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为建立职业教育专业化第三方评价的依据,确定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的对象是职业院校质量管理体系,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认证,建立职业院校质量内控与专业机构外控共同作用的质量管理模式,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设立专业化职业教育质量管理体制机制,建立职业教育质量第三方评价结果定期公布制度。     

澳大利亚技能型人才短缺及职业教育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就开始协商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体系的改革问题．旨在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培训体系。该体系以技能为导向，以企业为推动方，为澳大利亚国民提供全国承认、可以流动使用的职业资格证明。联邦和各州政府就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达成协议，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保证，包括发展资金．作为对企业、公司等经营教育培训机构的回报。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现状、问题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进入改革发展新时期。2013年高职分类考试政策推行后虽然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考试制度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点、招生制度未能凸显职业教育功能地位等问题,表现为相关利益方缺失、改革要求与现行政策尚有差距、考试环节缺乏有效技能测试。通过梳理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各地实践,从多元治理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即在加强优质资源供给的基础上,建立考试招生环节的集权与适度分权的多主体治理框架,构建与职业教育类型相适应的考试招生制度,组建技能评价专业机构,完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体系。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制度要素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不足是许多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文章尝试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建构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分析框架,梳理和概括出了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制度要素。文章提出,以市场方式配置职业教育资源、一定程度的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清晰且受各参与方接受的职业培训条例以及健全的利益代理机制对于推动企业有效、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上述部分制度要素缺失时,职业院校和企业则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来推动校企之间的合作,且合作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