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公务委让”到“地方合作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演变

本文试图从明清以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清代西湖自主管理体制体现了行政指导下的地方自主治理和官、吏、绅合作治理的地方治理传统;而当代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改革,也体现了地方治理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行政集权与社会分权、“亦步亦趋”与“惠及乡里”.中国地方治理的历史传统与逻辑是中国走向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起点,也是实现官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乡镇债务的困境与出路——以南通市125个乡镇为例

随着国家减免农业税费政策的落实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县以下乡镇、村多年累积的公共负债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南通市的乡镇负债情况亦不容乐观。通过对苏中地区较为典型的乡镇进行考察、研究,提出了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化解乡镇债务风险的对策、措施,进而为全国范围内解决乡镇债务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困境与整体性治理路径

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大部队”,已成为助推地方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质量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由于理念落伍、结构断裂、机制分化、手段脱钩等诟病存在,严重束缚地方高校现代化进程。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经纶之智,构建理念、结构、机制、手段一体化的现代化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有助于提升其内部治理水平与治理效能,缩小与部属院校的差距。     

新时代地方高校学科治理的基本内涵、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

地方高校的学科治理要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据,不断提高治理成效。当前,地方高校学科治理面临着治理目标同质化、治理主体单一化、学科资源配置失衡化等现实困境。为此,必须采取转变学科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共治机制、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措施,来提升地方高校的学科治理能力,进而推进地方高校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迈入,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发生革命性转变,对地方高校内部治理形成前所未有之挑战。当前,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存在治理理念“异化”、治理结构“裂化”、治理制度“僵化”、治理手段“弱化”等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旨在强调变革治理理念、整合治理结构以及创新治理机制,为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由此,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揭示整体性治理与地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提出凝聚高校综合改革共识、变革高校内部组织结构、立足教育治理法治化、提升体系改革支撑手段等突破路径,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理想选择。     

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原因、危害与治理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正在进入空心化状态。这种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正在侵蚀和动摇我国社会的根基。本文在阐释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状态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乡镇基层政权出现空心化的原因,进而论述了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的危害,最后就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空心化提出了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基于府际关系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地方治理所具有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处于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作为其政治生态的府际关系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首先,依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其次,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及税种进行明确的划分,并尽快建立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再次,变梯度分权为均衡分权。最后,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方式,引导地方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地方行业特色大学内部治理的困境与纾解

地方行业特色大学在服务行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发展受限于一元制治理主体、双子科层化治理结构、"大行政、小学术"的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和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等问题的束缚,使高校陷入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主动性不高、固化科层组织影响效率提升、创造力受制于行政权力、发展特色不彰等困境.为此,高校要从完善大学章程、建立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治理主体、科学设置治理结构等方面,构建地方行业特色大学的多元共治体系.     

中国地方组织化与乡村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微观分析

发展与治理的目的都在于形成一种现代社会秩序。组织化是其达成目的的重要手段,组织化的过程即是社会秩序生成的过程。社会秩序的生成有两种机制:唯理建构与理性自生,组织化的过程也是如此。文章从中国地方组织化与乡村治理从而形成乡村现代社会秩序的过程入手,对中国政治发展做了一个微观的分析。     

地方大学治理:特征、理念与模式

地方大学治理是指在地方大学、地方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互动与合作中谋求地方大学的善治,其治理结构和功能均呈现独特性,相应的治理模式也展现出复杂性。地方大学的治理模式应当是基于治理理论和办学特色基础上的价值选择,选择行走于认识论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现实主义价值观。地方大学的治理条件包括健全保障大学治理的法律法规系统,规范地方政府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主导型为市场引导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试论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权威制度演变——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全文始终贯穿了一条核心线索即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需要合理的政治权威制度来维持。在现代化这一背景使然下,伴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政治权威制度变革势不可挡,尤其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提出了强大政府论,表明现代政治权威制度在政治现代化及政治发展、稳定中的重要性。本文以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权威理论为基础,分析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权威制度演变。     

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学科治理是基于知识生产、组织行为、社会需求三重逻辑的必然选择,从学科建设走向治理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保障。现实审视,学科治理主体“貌合神离”、学科治理权力“僭越缺位”、学科治理制度“内外失衡”、学科治理文化“藩篱阻隔”等,制约了大学学科发展及其治理成效。实践中,亟须推进多元主体及其权力的协同共治、加强学科治理制度内外联动、强化学科治理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关联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风险和公共危机的不断发生和蔓延。公共危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对第一个面对危机接受考验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巨大挑战和要求,地方政府作为危机发生时第一重要治理主体,就必须从加强危机预防意识,完善危机治理预警机制,健全社会参与合作机制和危机治理组织机制,创新践行危机治理分类治理策略等方面不断提升危机治理能力,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目标。     

试论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权威制度演变——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全文始终贯穿了一条核心线索即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需要合理的政治权威制度来维持。在现代化这一背景使然下,伴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政治权威制度变革势不可挡,尤其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提出了强大政府论,表明现代政治权威制度在政治现代化及政治发展、稳定中的重要性。本文以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权威理论为基础,分析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权威制度演变。     

代表制、派出制与地方治理——以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为中心的考察

代表制和派出制在理论上既有区隔又有联系.我国现阶段地区和街道两级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地方人大派出制凸显了代表制和派出制的联系乃至连接.两级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的缘起嬗变、体制机制展现了其制度的属性特征和代表制对派出制的借助,也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的有限形塑;着眼未来地方治理的发展,这一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     

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乡村振兴与乡镇党政干部的流动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与乡村振兴先后作为解决基层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决策而提出,对作为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及其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多的任务。这也为乡镇党政干部原本就比较频繁的流动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乡镇党政干部的向上、横向与向下流动,都会产生多重的正负效应。为此,县级以上党委政府需要加大对乡镇党政干部的激励措施,同时鼓励干部向下流动到村社,因地制宜地领导和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下沉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镇以上党政干部的向下流动既需要完成治理与振兴的任务,又需要解决基层政府日益沉重的乡村社会管理成本问题以提高资源投入的边际效应,还需要达到重塑乡镇政权政治权威与政治信任的目的。而随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下沉的党政干部也需要在乡村社会完成从"进场"到"在场"再到"退场"的转变。     

行业性院校的治理困境与创新逻辑

内外部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的规制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与权力主体的博弈共生、治理的高效性与价值的整体性是行业性院校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愿景。但是,目前行业性高校存在着官僚化治理模式导致路径依赖、院校的治理主体性不足与治理体系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等困境。需要以构建"大学理事会制度"为突破口,创新内部治理的领导体制;以"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为核心,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衡机制;推动大学章程的法制化进程,增强行业性高校理性办学的能力;创新投入体制机制,增强行业性院校治理的物质保障能力。     

特定事件、治理过程与治理文化--一个新的地方治理实践分析框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加上中央政府采取了限制对地方政府拨款等收缩性的应对措施,许多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在有效实现地方治理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基本功能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构成了改革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在治理模式上必须做出相应变动,以平衡处于不同社会领域与社会层次的利益冲突,并进一步谋求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各种公共问题。针对复杂的地方治理图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希莉和柯非基于自己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治理实践分析框架。本文旨在介绍这一分析框架,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归纳和整合出一个可以用于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分析框架。     

大数据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困境与进路——以地方师范院校为例

大数据技术的多源开放性、动态延续性、跨域关联性和真实可靠性为高校进一步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但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在认知观念、数据资源、人才队伍和应用平台等方面给高校带来了挑战。从地方师范院校的视角出发,提出深化数据思维认知、创新数据管理方式、革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出新应用平台成效等方面的创新途径,增强地方师范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特征、理论逻辑与构建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推进生态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倡导以生态理性为价值共识,以整体性思维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纽带,以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与系统修复为行动内容构建生态治理共同体。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新样态,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不仅彰显了价值和精神形态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还突出了以组织形态构建的治理共同体。生态治理共同体以共同体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多维逻辑关系为指引,意在生态治理场域中型塑一个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体;以整体性治理的整体系统观为理论支撑,强调在生态治理中的单元体与共同体间建构集包容性与整体性于一体的生态治理共同体。新时代,践行生态治理共同体理念,倡导唤醒“生态理性”意识,推动共治行动整体化、治理体系科学化及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为全球生态和谐共治塑造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