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唐吉诃德"式的思想论战--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思想冲突过程再回顾

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思想大论战历来被文学史家们描述为守旧派林纾在五四时代“唐吉诃德”式的向新文化运动的“疯狂反扑”。而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审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遂在他们心目中幻化为一幅四千年“吃人”的恐怖历史图。他们胸怀革命理想及真诚的“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暴力革命模式启发下“,唐吉诃德”式地发动了对祖国文化传统整体性的猛烈攻击。为了在“战斗”中开辟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纪元”,他们运用“策略”,一步步诱使思想本就“趋新”的林纾走向“反对派”境地,遂制造了“打退封建复古派疯狂反扑”的现代神话。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超越五四不是向后翻到旧传统中去

超越五四不是向后翻到旧传统中去耿云志近几年来，国内颂扬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颇有市场。其一是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全盘西化”，造成传统文化断裂，破坏了中国文化绵延不衰的命脉。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青年或...     

剪不断,理还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透视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谓其“彻底与传统决裂”、“全盘反传统”者甚多。笔者并不否认“五四”新青年们曾经猛烈地抨击、批判封建文化,且高度评价他们工作的意义,但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此作“彻底决裂”、“全盘反传统”等结论。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并不是单纯的被排斥对     

诗界革命:忧患之歌"五四"先声

文学史上将“诗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截然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是不合理的。近代的“文学革命”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一起酝酿发展的，“诗界革命”实质上还不具备真正“革命”的意义。但我们必须看到，从黄遵宪“别创新诗之论”到梁启超“诗界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诗歌体式变革的序幕，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为新文学运动奏响了序曲。它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来之前的准备和实验，从而使得“诗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上下贯通的一体。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专题学术讨论会述略

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于3月24日召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专题学术讨论会。我校所属部分系、所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在校研究生等十多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本刊副主编肖汉森(副编审)主持,校党委副书记晏章万同志、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定柯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关系,70年来形成的“五四”观,如何发扬“五四”精神,“科学与民主”的现实意义,新权威主义的优长与缺陷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现分述如下:     

“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考辨

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多种类型的“中国文艺复兴”说，或以清代学术比附欧洲文艺复兴，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等量齐观，或认为中国儒家人生态度的复兴才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就表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以文明的再生为目标，但从历史内容一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外发型”的思想文化运动，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古”策略，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以瞿秋白为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退于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文化与引进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西方文化的两难之间,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去向涌现出多种思潮、派别。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引领中国新文化朝着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以瞿秋白为例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退于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文化与引进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的西方文化的两难之间,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去向涌现出多种思潮、派别。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引领中国新文化朝着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前进。     

中国“现代性”传记文学的形成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传记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悠久的一种文体，但它后来却沦落为一种缺乏生气的照例文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其获得了新生，形成了中国“现代性”传记文学，产生了一批以建构现代理想人格和重塑国家民族精神为目的的作品。这一新的文体形式，在中国当代以及新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但其对“五四传统”亦有所背离。本文对中国“现代性”传记文学的形成过程做了梳理。并将其放在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同时对这一文体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整理，注意其在当下的发展景况。     

陈独秀全盘性反传统文化辨析

有的学者认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而在许多五四人物中,陈独秀又是一个“全面性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的主要代表。本文试图通过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法的分析,说明陈独秀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提倡自由、平等等等西方学说,但他并没有要把传统文化打倒,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论五四时期翻译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塑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推崇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革新。五四新文学则被誉为"是以启蒙主义为重心的文学现代化运动"。以五四时期翻译活动为例,分析了五四时期翻译现代性的特征,重点探讨了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贡献。     

论五四时期翻译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塑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推崇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革新。五四新文学则被誉为"是以启蒙主义为重心的文学现代化运动"。以五四时期翻译活动为例,分析了五四时期翻译现代性的特征,重点探讨了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贡献。     

“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平议

二十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终止，持续数年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这种转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化的重要环节，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长期以来，“革命文学”的性质及其与五四文学的关系问题并未被正确认识，这也影响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段历史重新考察、重新评价。按照流行的观点，“革命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延续和深入发展，二者根本上是“致的。至于“文学革命”对五四文学思想及五四文学代表人物（鲁迅、茅盾等）的批判，也只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缺点、局限的反思…     

曹禺剧作与五四文学传统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而五四文学革命,则开创了中国文学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主旨的深化与发展——兼评“文化断裂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提倡的“民主”“科学”的内涵较第一阶段有了深化,也是民族救亡向前和向上的发展。从五四启蒙到五四政治运动,不是“民族主义淹没了文化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本身救亡目标的实践表现”;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航向,而是纠正了初始目标脱离实际的航向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超时’的盲从,而是民族救亡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选择”,可见“文化断裂论”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知人论世"--浅谈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以优秀的创作实绩表现了其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然而到了20世纪末，却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论者批评“五四”以及鲁迅、陈独秀等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主张对文化传统持审慎和温和的态度。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知人论世。     

五四:“有限反传统”还是“全盘反传统”?──李大钊孔子观之断想

正确认识“五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二者的关系,理论界一直意见不一。有人据五四的“批孔”运动,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其孔子现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了榜样。本文从他的孔子观入手来重新认识“五四全盘反传统”论,认为五四决不是全盘反对儒家文化,更不是“全盘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