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延安文学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它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特点,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认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这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讲话》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     

另一种“新文学”的诞生——工农兵文学对苏区文学和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工农兵文学,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文学和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的线索是:从"为革命"到"为工农兵";从"个人情怀"到"阶级情怀";从"宣传品"到"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宣传品";从"加强文艺宣传工作的政治领导"到"对文艺工作进行管控";从"群众创作"到"作家向群众学习"。工农兵文学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发展以至消亡,是不断摸索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作为完整的工农兵文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文学规范,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大批量的作品产生,所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作为工农兵文学诞生的标志,以毛泽东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是科学的。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批评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依托的后期延安文艺批评,改变了此前较为＂自由＂的风气,不断加强＂政治性＂,并通过对延安文艺界其他＂异质性话语＂的整肃与清场,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监督性的文艺批评体系,直到1949年后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文艺批判。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从延安歌剧的嬗变解析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

延安文艺作为20世纪中国大众文艺最典型的实践形态,秉承五四文化运动逻辑,显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同时,延安文艺在接纳西式“歌剧”的形态重构中,不断进行外来文化“本土化”的文艺生产。延安歌剧是延安文艺运动高潮的文化艺术形态,由西方引入到不断本土化的嬗变过程,也正是延安文艺自身不断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缩影。延安文艺不仅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指导,还受到多重话语碰撞融合的影响,具有多质的特点。延安歌剧以现代的艺术形式,与传统文化接壤,不断进行嬗变发展,体现了延安文艺在多重因素下促成的“历史多质性”特点。     

民间元素与延安文艺大众化

对民间元素的重视和吸收是延安文艺大众化的特色所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文艺导向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延安文艺界意识到民间元素对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但没有突出这一点,有时还消解了大众化与民间元素的内在关系;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离不开民间元素的共识.其二,就创作主体看,知识分子在...     

“赵树理方向”的审美趋向

<正> 在中国,二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三十年代“左联”成立,无产阶级文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无产阶级文艺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在创作上进行大规模的实践还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的四十年代。毛泽东《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而在创作上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就是赵树理,正是由于赵树理卓有成效地实践了毛     

互动与制衡——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对民间传统秧歌的改造转换,使原本民间的狂欢衍化跃升成为寄予特定意识形态话语诉求的红色仪典和建构革命文艺新秩序的重要资源,其演变过程,呈示了政治权力之于民间、以及特定民俗活动的深刻影响.其中,各分层文化之间、政治话语、革命叙事与民间伦理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拒斥甚或对抗与制衡,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语境下政党、民间、知识分子在其所共在的话语场域中彼此互融互动的复杂关系.     

历史题材创作繁荣局面下所掩盖的个人话语与主流话语的紧张关系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以"双百"方针提出为标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个领域,国家意志(主流话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都有所表现,但国家意志处于统治地位,而个人话语所彰显的一种真实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虽然是文字应该表现的却是时代共名企图刻意抹杀的.其作品虽也被时代认可,但作家的个性因素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关系.     

前期延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继承

延安文学与左翼文学紧密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成为前期延安文学的主要建构者。他们继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文学主张,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主张批判暴露,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讨论,为前期延安文学带来了生机。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延安整风运动和＂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强化了意识形态对思想文艺领域的规范和控制,也对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领域所独具的地位及作用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因此,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及其对民间传统艺术自内容到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均使之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文艺形式实施文化革命的一种资源和策略。而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要求不仅规定了＂新秧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而且影响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总体表演风格和审美倾向。被赋予全新艺术职能和审美要求的＂新秧歌＂,作为40年代革命文艺的一种代表性形式所具有的范式意义,对之后共和国文艺新秩序的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伯箫散文创作的“分水岭”

四十年前,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讲话》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的重要文献之一,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讲话》远不限于解决当时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工作反映出来的具体问题。它是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文艺大众化”运动反思札记

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高潮，大众化运动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划开了界限，否定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批判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通过改变自我以适应大众的主张，它以大众喜闻乐见为艺术的评判标准，以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大众热情为艺术指归，完全颠倒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文明发展中的关系，最后终于使文学陷入迷途，使知识分子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而这一过程是一个从主动到被动，从自我迷失到被迫归顺的过程。     

工农兵文艺思潮的发展道路及其评价

并非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是思潮,所谓思潮,即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支配人们行动、导引人们方向的共同的观念。那么,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文艺思潮是什么?那就是以《在廷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因为这一文艺思潮的核心是“工农兵”,内容上要求表现工农兵。抒写他们在新时代革命的、积极的、创造性的主人翁精神,以及成为主人后的幸福感、喜悦感和自豪感;艺术上要求适应工农兵群众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注重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故可名之为“工农兵文艺思潮”。下面主要就它自诞生以来到七十年代末的发展轮廓及其主要的经验教训作些管窥蠡测。 工农兵文艺思潮的诞生可以迫溯到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有些问题诸如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等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随着现实的发展又亟待解决。当时延安这个解放区     

后期延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重塑

延安文学是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界分为前后期.后期延安文学在“工农兵”方向的规范下对左翼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塑:塑造了具有主体性的新农民形象,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权威,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管理内.这种重塑既是延安特殊的战时社会环境的要求,也是强大政权力量干预的结果.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也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知识分子死亡了＂这是法国思想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出的感慨。所谓的＂知识分子死亡＂指的是原来的公共知识分子,逐渐退出公共领域、放弃公共话语,退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专业知识分子。我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同样出现了从公共领域退回到专业领域的现象。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即媒体知识分子。这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为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周扬、冯雪峰对毛泽东《讲话》"人民大众"理论阐释的比较研究

因立场问题不明,引发了革命文艺方向性的含混,这是194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大众"不仅是革命文艺的方向,也是革命作家的方向.《讲话》之后,革命文艺由此走向延安文艺.周扬将"人民大众"方向发展为"群众"方向,认为革命文艺不仅要向工农兵方向发展,也要向党性...     

商业传媒语境与“语丝体”散文

1920年代商业传媒文化的发达,期刊从合资创办到稿酬制度的实施,使"语丝"同人获得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基础的同时,能够自由地"说自己的话",获得相对自足的公共话语权力,进而参与到中国现代话语的建构当中。结合鲁迅的"‘圈子’说"进一步考察,"语丝体"散文在政治话语权力和商业传媒文化的双重挤压下挣扎或游离的努力,造成了文体言说风格色彩的复杂性。作为知识分子文体的"语丝体"散文在关注"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之余,不期然烙下具备文化休闲和娱乐功能的轻松化写作痕迹,恰恰是现代商业传媒经济秩序支配下"语丝"同人易于专注"自己的园地"的结果。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思想自由——以苏俄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苏俄思想文化领域考察后发现,苏俄人民并没有欧美各国所谓的国民自由。胡适、张君劢等知识分子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力提倡思想言论自由。4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曾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宣传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认为,苏俄当局在思想文化界一切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排斥其他理论的做法不仅没有使苏俄的思想文艺生机勃发,反而严重地窒息了文化的自由发展。     

“启蒙”三调与批判性质询的面向——从福柯《什么是启蒙》谈起

在关于晚清以降中国思想史的叙述中，“启蒙”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晚清“开民智，新民德”，五四”掀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随后展开为以鲁迅为代表新文学精英的文学救国，科学话语的扩散和教育体制的革新，到“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位置互换，经由“延安整风”、“1957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社会实践，日益萎缩、消失殆尽；再到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勃兴，趋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