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关键矿产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全球关键矿产的重要消费者和我国主要竞争者,美国和欧盟制定了完整系统的关键矿产战略,对我国的资源安全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对美国和欧盟关键矿产战略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其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企图,总结了其在编制、实施机制和主要战略措施方面的特点,并基于此提出提高我国关键矿产安全水平的建议,以期对制定我国的关键矿产战略有所帮助。     

基于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在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下,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以色列五个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五个国家在政策手段和目的上的特点与差异,以期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完善给予政策指引。结果表明,五个国家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存在过溢现象,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在推动创新价值链各环节中,不同国家在不同环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同一环节运用的政策工具类型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日本和以色列等国家在研究开发阶段运用的政策工具比在商业化与产业化阶段来得多,欧盟和韩国的情况则相反,但五个国家在生产试验阶段运用的政策工具都最少。     

中外机器人技术路线图文本评价比较研究

综合采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法,构建了技术路线图文本评价层次,以《中国制造2025机器人战略技术路线图》、《美国机器人路线图》、《欧盟机器人2020路线图》和《日本机器人新战略》为研究对象,从制作团队、文本设计、技术水平和政策改革4个维度开展了中外机器人制造技术路线图文本设计评价。研究发现:在制作团队、文本设计和技术水平质量上呈现出"欧盟美国≥日本中国"的趋势,而在政策改革质量上则为"日本中国美国和欧盟"的趋势。基于此,提出了完善和优化中国机器人技术路线图的启示。     

县域宅基地退出的政策工具与实践比较

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是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城乡人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科学设定政策目标、合理配置政策工具是构建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关键内容。基于文本分析视角,以浙江义乌、湖北宜城、山东禹城、宁夏平罗4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为案例区,展开县域宅基地退出的政策工具与实践比较分析,并结合地方特色探究案例区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适应性,总结其特征规律。结果表明：①不同地区的政策工具选择差异较大,义乌市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禹城市、宜城市和平罗县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②各地政策目标存在差异,义乌以经济目标为主,兼顾社会目标并适当考虑生态目标;禹城和平罗以社会目标为主,兼顾经济目标;宜城主要关注社会目标。③各地宅基地退出不同实践模式中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与政策文本中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类型不完全一致,除义乌外,其他三地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实践中均有变化;不同实践模式中的主要政策目标与政策文本中体现的主要政策目标均保持一致。④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政实力、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对宅基地退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选择有较大影响。基于此,提出宅基地退出政策制定应考虑地方特色和现实需求科学设定宅基地退出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建立宅基地退出长效机制,依据宅基地功能价值论制定差异化的农民宅基地退出方案。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思考

战略性关键矿产是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战略新兴产业不可或缺，同时又被打上地缘政治烙印的一类矿产资源。战略性关键矿产的种类因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全球化产业分工不同而呈现某些时空演变规律。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战略性关键矿产内涵不断延伸并与产业链密切衔接，彰显了其重要地位和安全意义。中国、美国和欧盟战略性关键矿产种类高度重叠，美西方国家正在试图构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因此中国需要制定相关战略并做出科学合理的应对。     

欧美量子通信产业创新政策量化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创新政策工具理论及产业价值理论,对欧盟最新发布的《量子宣言》《量子技术旗舰计划报告》与美国颁布的《推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挑战与机遇》《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战略概述》进行了政策文本量化比较分析,对政府政策与量子产业市场、技术和产业链之间的互动进行解析。结果显示,欧盟侧重于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推动产业创新来获得资金支持;美国则更注重供给面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教育与训练作为重要的施政措施,希冀培育更多的跨学科人才从而奠定量子商业化基础。公共政策是支持中国量子产业成功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本文在欧美量子产业创新政策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量子产业创新政策的实施及完善提出建议。     

欧盟、美国、日本标准化战略比较分析及借鉴

跨入21世纪以来,欧盟、美国、日本纷纷加强了标准化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出标准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跟踪研究欧盟、美国、日本标准化战略的实施情况,积极地借鉴国外经验,对研究制定我国标准化战略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智慧城市政策体系演化研究

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并嵌入到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智慧表现。本文构建基于“资源效用-技术结构-应用领域”的智慧城市政策工具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内容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1年以来我国智慧城市政策进行演进脉络、政策网络关系、阶段性共现主题词和政策工具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经历了感知基础架构与顶层设计、智慧产业培育与创新驱动、智慧应用领域异构化发展三个演进阶段;（2）第一阶段政策主题涵盖政策目标、基础技术、政策特征和组织体系四个主题词群,第二阶段政策主题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资源协同、创新驱动环境构建、技术标准化与评价,第三个阶段政策主题是数据深度融合、异构领域应用和政策作用效应;（3）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存在结构性非均衡,相较于演进初期衡稳使用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导向政策工具稳步增加,需求导向政策工具动态匹配;（4）相较于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的云计算支撑产业层,物联感知平台政策倾向于供给型与环境型组合效用,并深化推动与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耦合的智慧应用领域政策。     

中国稀土政策演进逻辑与优化调整方向

本文旨在梳理中国稀土政策的演进历程,剖析政策演进动因及机制,并据此指出未来政策的优化调整方向。基于标志性政策,本文首先得出中国稀土政策可划分为4个演进阶段,分别为鼓励稀土出口和规范开采程序（1985—2004年）、实行出口数量管理和提升出口定价权（2005—2010年）、行业秩序治理和组织结构调整（2011—2014年）,以及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至今）。接着,文章运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剖析了政策演进动因,运用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图描绘了政策演进机制,探索得出中国稀土政策演进动因主要包括产业供给侧问题的倒逼、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约束,以及全球发展形势的推动。总体而言,中国稀土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被动性和盲目性,其驱动机制主要表现为倒逼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后,本文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稀土政策的PSR模型,指出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稀土产业处于供需不匹配、下游应用水平不足、环境税费制度不完善、全球竞争地位受威胁等不利状态,未来应当形成问题与目标双向导向机制,从优化资源开发战略、激发企业研发热情、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分轻重稀土进行全球资源战略布局和产业治理4个方面进行响应政策的优化调整。     

近年美国科技竞争战略的演进与变化

应对外部竞争,提升自身科技竞争力已经成为各国制定科技政策与战略的主要动力之一.文章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在深入分析近年来美国出台的科技政策与战略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描绘美国科技竞争战略体系的构成及演进脉络,归纳总结了科技竞争战略中所利用的主要举措,并揭示了暗含其中的竞争意图.     

中国与主要创新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基于欧盟创新指数的分析

2006年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未来10年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本文基于欧盟创新指数报告2006至2010年的年度报告,定量分析了1995年、2004年及2005年中国创新能力在主要R&D支出国中的排名情况,比较分析了2006至2010年中国创新能力与美国、日本及欧盟的差距,比较分析了2006至2010年中国创新能力与俄罗斯、印度及巴西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主要R&D支出国中排名靠后,与美国、日本和欧盟有非常大的差距,在金砖四国中明显低于俄罗斯,与巴西和印度比较接近。本文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推进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伴生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

按单一元素计,伴生性矿产占美国和欧盟关键矿产的60%以上。与非伴生性关键矿产相比,伴生性关键矿产有着特殊的地质和经济性质,这对其资源安全保障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关键矿产成为政府、科研机构关注的热点,针对伴生性矿产资源安全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本文从伴生性矿产的伴生程度测算、关键性评价、供给机制和可供性、全球贸易格局、价格理论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综述发现：由于伴生性关键矿产的重要战略地位,伴生程度开始成为重要的矿产关键性评价指标,伴生性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得到了一定保障;伴生性关键矿产的供给取决于主矿产的供需变化,导致其供给缺乏弹性,面临供给风险;同时,伴生性关键矿产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使得其在全球贸易中面临着更高的贸易风险;而相较于非伴生性关键矿产,伴生性关键矿产有更高的价格波动性,且其价格波动受到主矿产价格波动的影响,致使伴生性关键矿产供需稳定存在风险。最后,结合未来经济发展的背景和趋势,本文对未来伴生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若干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拉美国家等相继进行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有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陷入了困境.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给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基于低碳发展约束下国际能源技术政策对比与述评

通过梳理和对比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国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完善低碳能源技术政策:通过投资扶植研发、通过政策调节市场、通过统筹实现低碳。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政策研究与启示

文章广泛调研了近10年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能源领域出台的各种官方文件,通过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战略规划、经费投入、科研布局、组织机制等角度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能源政策进行分析。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能源政策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包括:自身资源禀赋是制定能源政策的基础,能源多元化和清洁高效利用是各国能源政策共同目标,科技创新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最后,就我国抓住能源变革机遇、打造能源新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美欧日韩农业支持水平及政策结构比较分析

采用0ECD政策体系,从时间雏度对比分析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我国2003-2014年农业支持政策支持水平及结构变化规律。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相对较少,且我国农业的产出没有正向地用于对农业的投入;我国农业支持是以PSE政策为主,而在PSE政策中主要是以MPS为主。结合各国农业支持政策经验和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建议减少公共储备、MPS等方面的支持,继续加大农业支持总量,适当增加PI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国际科技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世界各国的人口健康、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以及全球化进程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时也对全球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重大创新需求。应对世纪疫情的挑战，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科技强国及欧盟都不断尝试利用科技创新转“危”为“机”，积极在前沿技术、数字经济、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气候环境等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加快促进经济复苏。文章在介绍这些国家和地区科技战略新动向的基础上，归纳出全球在关注前沿技术、推进数字经济、重视生物安全与生命健康、强调保护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共性战略谋划，并总结出数字化、智能化、人本化、生态化和国家化五大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前瞻性布局科技发展战略提出建议：摆脱疫情影响，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制定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推动经济社会数字转型；关注生命健康，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生态环境绿色发展。     

Logics of integration and actors’ strategies in European joint programs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institu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actors’ strategies and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is shap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research policy. We specifically focu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gics) on the emerging landscape of research funding programs jointly manag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National States (joint programs). Our results display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logic of coordination by the EU; it created a breeding ground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programs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ed to make the integration model more flexible and acceptable to National States (as funding became only virtually integrated). Most newly created programs were characterized by largely symbolic commitments and very small budgets, while stronger commitments had to be constructed through successive steps of integration. This process was highly selective and dependent on the presence of strong interests from the research community; additional funding from the EU was critical to ensure stability of national commitments. Further, National States by large delegated to independent funding agencies th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ticipations: delegation allowed to achieve greater homogeneity among national participants, but also to decouple decisions to participate (driven by compliance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from the level of resources to be committed (driven by national interests). While in the year 2000, the European Research Area (ERA) strategy of coordinating national research policies was largely an empty concept, our case study shows how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it was filled in with specific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led to the redefinition of actors’ understanding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roles in European research policies and, ultimately, to the emergence of original models of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