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治理——基于城市百度指数的研究

在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公众作为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发挥着利益诉讼表达、舆论信息传播以及政策执行监督等重要作用。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百度搜索指数测度地级市公众环境关注度,应用机器学习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全面刻画企业绿色治理水平,实证考察了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众环境关注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企业绿色治理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公众环境关注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加大环境治理财政投入,发挥环境治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治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的直接影响在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层面存在着异质性,在融资约束弱、政治关联强、企业规模大以及地区法制环境好、空气质量差的分样本中,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治理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为互联网背景下公众环境关注的积极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我国企业更好实现绿色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国内大循环下公众监督对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抑制效应

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社会公众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公众监督已成为弥补固有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手段;国内大循环下区际产业转移更加活跃与频繁,如何引导公众监督、如何有效抑制污染产业区际转移成为更加迫切的现实课题。本文从防范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视角出发,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度中国省级层面污染产业转移规模,构建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模型检验公众监督是否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污染产业区际转移,并与命令控制、市场激励型等传统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论显示：①人大政协环境提案与公众环境问题投诉两种形式的公众监督,均可直接有效抑制污染产业区际转移。②公众监督提升了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在提升综合环境规制效能方面,公众环境问题投诉的作用效果是人大政协环境提案的4倍,两种类型公众监督之间还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③两种类型公众监督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均能显著抑制污染产业转移,公众环境问题投诉在欠发达地区效果更显著,并且其抑制效应是人大政协环境提案的2倍。鉴于此,应积极发挥社会公众环境监督作用,畅通公众监督的常态化与制度化渠道,强化地方政府产业承接转移与环境治理的问责机制,规避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同时构建环境多元治理体系,合理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与转型升级。     

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北上广三地的调查数据

明确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水环境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2051份公众问卷,运用双栏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考察了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探究了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①北上广三地74.3%的公众有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愿意,平均意愿支付水平为12.29元/年;②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中公众月均可支配收入、前往城市水环境的频率与在城市水环境内停留时间、城市水环境景观和娱乐价值认知以及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对公众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③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是深层根源因素（公众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居住地距最近的城市水环境距离）,通过影响中层间接因素（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以及城市水环境生态价值认知）,进而影响直接驱动因素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最终影响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提出了加大水环境治理宣传力度,制定公众参与治理奖励政策以及完善公众与政府信息交流机制等建议。     

异质型责任主体的环境协同治理效果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方联动”中国特色环境治理体系是增强环境主体履行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异质型环境责任主体的内外部协同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宏观数据及A股1423家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析“多方联动”的环境责任主体“提质”“减排”“增效”的协同治理效果;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攀升、环境污染治理行政规制适时调整的背景下,考察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环境责任主体协同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政府规制责任与公众监督责任的内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提质”效果,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发展质量。②政府规制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监督责任“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减排”与“增效”作用,不仅降低地区污染排放水平,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而且显著提升地区绿色贡献水平,有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释放了因时、因地、因事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高效匹配的信号,有效提升了“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效果。本文对于加快完善多方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推动经济与环境激励相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规制与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我国2005～2016年275个城市的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污染减排效应,为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量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民间机构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方式,对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于环境质量的改善程度要好于政府单一的环境规制效果。因此,要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多方协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保宣传教育、环境信息公开、监督政府与企业行为方面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雾霾治理政策作用机制——政策工具、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

雾霾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治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差异、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的3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降低雾霾污染的3个理论假说,并基于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市、区)和2007-2016年217个城...     

“双碳”目标下我国政府与公众双重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在“双碳”目标实现路径方面,仍缺乏系统探究政府与公众联合减碳效应以及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因此,从政府与公众联合碳减排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观察政府、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协同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联合减排空间视角检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众参与对碳排放的联合管控与治理效应,以促进我国构建减排区域协调机制和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减排联合治理格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减碳的政府治理手段存在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公众单独治理行为作用有限,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可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但主要在东部地区作用效应显著;中央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联合减排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政府主导作用、疏通公众参与渠道、加强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和完善多元低碳治理政策等促进碳减排的治理措施。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局限性以及完善对策

由于环境污染的复杂性,长期性,主体的多样性等环境固有的属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污染主体多元化,费用标准,污染主体的负担能力以及潜污染问题。本文从政府积极性行政和公众参与环境“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科学合理地贯彻和实施中,提出了完善其局限性的对策。     

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交通基础设施区域非均衡视角

基于财政压力影响本地及邻近地区污染的内在机制及交通基础设施调节作用分析,利用200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检验财政压力及其与各等级公路交互项对污染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研究表明,财政压力通过税收政策、环境管制、贸易壁垒及资源配置干预影响污染排放;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弱化财政压力的污染空间效应;财政压力及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差异扩大地区污染差距;环境治理投入对污染产生挤出效应。建议提升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匹配水平、缩小财政压力及交通基础设施省际差距,构建污染治理区域合作机制。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进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政策追踪,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及其驱动机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诠释,回顾了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历程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愿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差异大,环境信息应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水平低,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传导机制不健全。需要扩大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范围,加强企业环境信息能力建设,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增强环境信息的市场化应用,健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重污染企业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其积极的环境行为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明确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以重污染企业为调查对象,从文献研究中提炼出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利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认知和企业财务状况5个因素会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而企业存续时间、企业规模和市场及公众压力3个影响因素未通过假设检验。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强化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血铅事件的发生机制、社会危害与应对策略——基于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分析

2008年苏北N村的铅中毒事件表明,此类事件的爆发与我国目前环境法治的不健全、企业的傲慢姿态、地方政府不恰当的事故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血铅事件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村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而且诱发了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血铅事件的规避需要政企集团改变事故处理方式、改革现行环境风险评价体制、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加强执行力度、建立重大项目的社会风险评价机制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标准、完善环境纠纷处理机制和公民环境参与机制等.     

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企业特征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联合调节效应

基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我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159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探讨企业客观特征--规模和所有制形式对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客观特征、主观战略--环境信息披露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重污染企业往往选择牺牲环境绩效来提高财务绩效;企业规模越大,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而企业所有制形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外,企业客观特征对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性和市场竞争性的调节效应

环境战略能否驱动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直接关系到企业开展环境战略的积极性.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四大重污染行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战略与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得出:①整体而言,企业实施环境战略能够显著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②进一步分组研究显示,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市场竞争条件的企业环...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浅析区县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在旅游业中的应用

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区县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在旅游业中的作用,提出了大多数区县政府在发挥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职能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以广州增城市增江画廊的旅游开发为例,就政府规划、管理体制、政府协调、景区推广及筹资机制创新等方面对我国区县政府如何发挥公共管理职能,促进旅游发展提出建议。     

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管理层行为有着密切关联,而股权结构又影响着管理层的行为决策。在当前管理层存在选择性披露行为的背景下,股权结构是否有助于遏制管理层的这种行为,进而提高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呢?本文以2007-2010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平均资产排名前20%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制衡股东和政府部门对管理层的监管能有效引导管理层积极披露环境信息;管理层持股也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低碳经济时代,推动绿色创新的研究和发展是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U影响;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均会削弱该U型影响,且随着强度的升高,削弱效果愈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