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及使用权资本化路径

“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打破旧有宅基地制度壁垒,并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战略互为起承,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有助于盘活乡村沉睡资产;在“三权分置”制度逻辑下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是加速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全面提升乡村聚落功能和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法梳理了宅基地改革阶段与产权细分过程,明晰宅基地属性外延,分析宅基地资源资产化与资产资本化的内在机制;从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的缘起和内涵解析、制度的外部环境、制度的多元主体和制度的绩效4个维度,解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逻辑;梳理“三权分置”制度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选择逻辑和现实困境,提出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路径。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本化需要匹配不同地域乡村的不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提升农村社会经济效益与发展活力。     

基于SEM-SD模型的城市近郊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机制仿真研究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双重背景下,农户群体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向新型“农业经营决策者”的转型。面对土地投入“高成本、高劳耗和低效益”的现实特征,小型农户是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其土地投入行为对风险因素更加敏感,但其背后的认知机理和决策逻辑尚未明确。本文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结合武汉城市圈近郊区483名小型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分析方法,对农户土地投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和土地投入行为的发展趋势分别进行了静态分析和动态仿真。研究表明：①农户土地投入感知风险遵循分布式认知的基本框架,受到“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3个认知功能系统的影响,其效应排序为“地域力>个人力>文化力”,农户对土地投入的风险认知主要来源于土地投入行为本身,同时也是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②“高风险、低收益→弱化感知价值→降低投入意愿→减少投入行为→较高风险、更低收益”的“递弱回路”是制约农户土地投入的基本逻辑,在一定的政策引导和禀赋约束条件下,农户能够在短期内保持土地投入行为,但传统的低效土地利用方式终将难以持续,对于小型农户而言,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性衰退将不可逆转。助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是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目标。     

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

探究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于实施宅基地退出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中唯一的贫困县——安徽省金寨县333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基本遵循计划行为理论,影响路径包括“行为态度→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和“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且主观规范是主导因素,行为态度次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退出行为。②不同类型家庭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其中抚幼养老型家庭和养老型家庭的影响路径与样本总体路径一致,包括“行为态度→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和“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抚幼型家庭的影响路径仅有“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且其主观规范对退出意愿的影响强于养老型家庭和抚幼养老型家庭。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实施不同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激励政策,有效利用农户的社会网络,健全宅基地退出后的配套政策,以及严格落实宅基地退出补偿资金的信息公开和按时支付制度等建议。     

基于改进TAM框架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自愿性原则是当前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盘活闲置宅基地、实现农户宅基地资产权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改进技术接受模型理论,利用安徽省合肥市近郊肥西县农村与偏远宿松县农村738份农户问卷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效应、作用路径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①期望权益诉求、实现期望权益的信心与确权效应认知等因素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在近郊县农村,合理补偿、新区安置或代际继承是农户重点关注的期望权益,农户退出宅基地信心主要源于“自发性”与“诱发性”驱动力;在偏远县农村,新区安置或代际继承是农户重点关注的期望权益,农户退出宅基地信心主要源于“诱发性”驱动力;近郊县农村宅基地确权对农户退出行为意愿的激励效应大于偏远县农村;②2个区域农户退出行为意愿的作用路径中：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传递中介效应显著,满足农户期望权益并增强其信心,是推进宅基地退出的重要条件;2个区域潜变量总效应排序一致：确权效应<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但近郊县农村各潜变量总效应强于偏远县农村;③近郊县农村同类型农户分化组各潜变量效应明显强于偏远县农村;近郊县农村深分化农户组呈现确权效应强于感知易用性,这预示未来宅基地确权比政府的强力推动更能有效激发农户退出行为意愿。基于此,应依据地区差异,从尊重农户期望权益诉求、增强农户信心及保障农户宅基地产权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     

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研究热点与展望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促进闲置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是新时代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本文运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法,系统梳理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研究热点及发展脉络并剖析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①伴随农村人口转移和村庄空心化,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行为研究成为热点,并逐步转向对两者关系及退出满意度的分析;退出机制与模式是宅基地退出研究的核心,当前研究构建了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提炼了典型地区宅基地退出模式及其特征与成效;宅基地有偿退出及退地农户的生计与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②退出宅基地的再利用是“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另一重点研究内容,集中在宅基地再利用方式、模式与途径。其中,再利用方式集中在复耕、复绿及流转后用于产业发展或居住;再利用模式可分为开发模式与组织模式;再利用途径包括指标交易、出租、入股和联合经营等。未来应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聚焦退出宅基地的价值评估、盘活利用模式及再利用效益评价等方面,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关注退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与农村社会稳定,为完善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政策体系,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发展权的权利结构与实现形式

三权分置政策为宅基地发展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空间,在法律层面设定宅基地发展权,探索构建其权利结构与实现形式,对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归纳总结及法理分析,系统阐释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发展权的权利设置必要性、内涵及法律属性,构建其权利结构与实现形式。结果表明：①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发展权指宅基地向新产业新业态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途扩展时,产生了超越其居住保障功能的宅基地发展性权利。宅基地发展权是动态财产权利,衍生于宅基地所有权及其使用权,其母体是宅基地所有权,法律属性上是民事权利（私权）,它是一种新型用益物权;②宅基地发展权主体为混合主体,其中农民集体享有所有权派生的一级宅基地发展权、农户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派生的二级宅基地发展权、社会主体享有宅基地经营权派生的三级宅基地发展权。实体形态的宅基地及其发展潜能应被作为一个整体而称为宅基地发展权的权利客体。宅基地发展权的权利内容是其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总和;③实现形式上应明确集体经济组织为宅基地所有权主体,赋予其完整权能;立法上将资格权纳入农民集体成员权,建立统计台帐制度;创新宅基地发展权转移的“经营性流转”及“共享共建”模式,对其发展权转移过程中的增值收益需兼顾农民集体、农户及社会主体。本文的结果对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及政策启示。     

风险预期、市民化感知及农户认知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

资金和土地问题是“后搬迁”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接续推进农户减贫面临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而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风险预期、市民化感知及农户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利用陕西省8县（区）1250份搬迁农户数据,采用混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并分析了安置模式、农户年龄和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风险预期和市民化感知对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371和0.379,两者亦通过农户认知和退出意向的传导机制间接影响退出行为。②整体而言,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到农户认知的“自发性”、市民化感知的“政策协同性”和风险预期的“约束性”三重机制的影响。③分组结果显示：城镇化安置模式中,风险预期和市民化感知对退出行为的影响都更高;高龄组农户风险预期对行为态度和退出行为的约束性更强,而市民化感知的协同促进作用更低;政策认知会提高农户市民化感知对其退出行为的拉力,而降低风险预期的阻力。要实现宅基地顺利退出,在激活农户参与“自发性”的同时,通过升级农户市民化来提高搬迁对于宅基地退出的“协同性”拉动,同时通过就业扶持、优化搬迁前后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等降低风险预期对宅基地退出的“约束性”作用。应根据不同的安置模式、不同农户年龄采取更加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的政策认知水平,从而精准、高效地推动搬迁农户退出宅基地。     

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天津、广东、成都三地问卷调查所获数据,探讨不同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户主年龄、宅基地距城镇距离、人均住房面积对农户参与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的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保人数、家庭主要从业类型、非农收入比例、家庭拥有宅基地数、经济发展水平、村庄特色、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对改革的预期对农户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式差异来看,农户在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对政府行为的评价”的显著影响;在市场主导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家庭主要从业类型”和“家庭拥有宅基地数”的显著影响;在自主治理模式下的参与意愿更多地受到“村庄特色”和“对资本化改革的预期”的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模式,同时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规则和农民自主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宅基地资本化改革绩效。     

基于“诊断—设计—结果”框架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模式原型分析

农村宅基地退出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科学设计宅基地退出模式并有效识别其运行机制,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和优化城乡要素配置的重要支点。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利用系统理论设计4种宅基地退出模式,基于“诊断—设计—结果”框架编制宅基地退出行动编码手册,运用原型分析方法识别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的行动逻辑与运行过程,进而明晰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的适用条件。研究表明：①综合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和农户多层次需求导向的资产置换、货币补偿、以地养老和土地入股4种模式具有明显的“内核—外缘”性系统特征,适应了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需求。②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的本质是以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指引农户有序退出,表现出政府主导的资产置换激励、政村合作的经济性补偿激励、政企合作的以地养老激励和村企合作的土地入股激励等多类原型,并形成了差别化的运行过程和特定的适用条件。受地域环境差异、政策驱动转型和主体需求层次升阶影响,宅基地退出模式将随之变动和多样,在推广使用过程中应因地因时进行适当调整、择优用之,以适应不同地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和乡村发展的需要。     

宅基地多功能演变与形成机理

探索宅基地功能变化规律可深化土地利用多功能研究,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宅基地管理制度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构建了“社会保障—收益—留置”宅基地多功能分类体系,基于613处样本宅基地调查资料,运用核密度法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平谷区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特征,揭示“农户—宅基地—村庄”多要素综合作用下宅基地功能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2005—2018年,宅基地社会保障功能呈显著弱化趋势,收益功能和留置功能则显示出增强态势,功能结构由83.2%：6.9%：9.9%变为71.8%：10.6%：17.6%。②社会保障功能在经济落后山区较强,空间形态由条—带状向片—面状集聚分布演变,体现出区域农户对其居住保障性的依赖;收益功能集聚在经济较好平原区及近郊半山区,分布格局由点状演化为点—带状扩展态势,以适应休闲农业、旅游等需要;而留置功能则在经济中等半山区强化,形态由片—面状向点—带状分散化布局,反映区域农户在外工作增多与对宅基地潜在价值的期望。③基于农户视角,区位、经济、地形等村庄特征是宅基地多功能形成的激发因素,家庭人口、收入的规模和结构等农户特征是宅基地功能形成的能动因素,宅基地位置、规模、建造年代等是宅基地功能发挥的限制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应遵循宅基地功能演变与分化规律,按照农户—宅基地—村庄综合特征的差异分类施策。     

农户互动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测度、刻画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农户互动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形成机理,对于科学地制定政策,推动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农户互动影响进行测度,利用提名法构建反映农户互动影响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农户个体的中心性及其驱动因素,刻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特征,进而从“人本”视角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农户间的互动影响是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形成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农户“邻居”的宅基地退出受偿意愿价格变化1%,将会导致该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受偿意愿价格同向变动0.218%~0.421%;②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讨论网中农户的入度中心性、出度中心性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出不同农户施加影响与接受影响的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别;③农户中心性的形成机制中,个人收入并不是一个显著因素,而职业声望与受教育程度这两个与身份、声望相关联的因素则是显著因素。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推进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按照分类推进的思路,运用农户的互动影响,更好地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资源“反哺”与制度安排对知识移民有偿继承宅基地意愿的影响

探索知识移民宅基地有偿继承意愿,对破解农村宅基地长期闲置困境、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具有一定意义。基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6省市的612个知识移民样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与多项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知识移民的宅基地有偿继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知识移民的年龄、性别、城镇户籍、居住时间、宅基地继承权利认知会正向影响宅基地有偿继承意愿,目前工作地点对宅基地有偿继承意愿有负向影响;②资源禀赋中,较好的个人资源禀赋和较差的家庭资源禀赋都会降低知识移民的宅基地有偿继承意愿,而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能显著增强宅基地有偿继承意愿;③制度安排中,合理的有偿继承费用会增加知识移民有偿继承意愿,无偿退出政策会刺激知识移民接受宅基地的有偿继承,有偿退出政策则会降低有偿继承意愿;④资源“反哺”行为中,知识移民直接的货币投入和适当的社交投入能增强其有偿继承意愿。基于此,提出吸引知识移民资源“反哺”、合理制定有偿继承价格等政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家庭生计资产评价入手,探讨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对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资产进行量化分析,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②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仅为24.66%,资产均衡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比例高于资产缺乏型农户;③宅基地属性、农户对住房满意度、户主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对资产缺乏型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而影响资产均衡型农户流转意愿因素依次为宅基地属性、非农收入比例、宅基地财产经营性收入、家庭生计资产值。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提出了相应对策: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允许宅基地有限度的流转,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开展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得到逐步提高。     

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研究

非自愿性移民的农业安置模式正面临安置效果和安置效率的“双低困局”,传统“以土为本、以农为主”的移民安置方式亟待改革创新。农业安置模式的现实困境,不仅体现为人地关系的局部紧张,同时也表现为农户土地投入意愿与行为的变化。本文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利用多群组SEM的分析方法,对湖南渫水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移民安置区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是经济、心理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行为逻辑符合“认知层次→认知权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的路径范式;②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是对土地投入“利弊权衡”后的“客观理性”决策,而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则更多的表现出“风险厌恶”的“主观理性”倾向。     

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空间分异与分层协同分区——以湖北宜城市为例

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具有典型的地域分异性和空间关联性特征,是分类实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本文基于理论潜力、意愿潜力和现实潜力3个层次,深入探讨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内在逻辑关系,运用空间组合分析和耦合度模型,提出一种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分层协同分区方法,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揭示3类农村宅基地退出潜力的分异特征和耦合关系,识别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分区类型及其优化方向。结果表明：①宜城市农村宅基地退出理论潜力分布广泛,意愿潜力和现实潜力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特征,外出务工人数占比是影响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潜力的重要因子;②3类退出潜力的组合分析显示超过一半的村（社区）具有分级一致性,而分级组合非一致区的3类潜力以低水平耦合为主;③宜城市农村宅基地退出可划分为5个区,包括优先退出区、重点退出区、一般退出区、弹性退出区和意愿限制区;其中,优先退出区是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试点的重点。政府应在明确农村宅基地退出与转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构建以农户利益为中心的差异化分区退出机制和农户长久利益保障机制。     

异质型责任主体的环境协同治理效果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方联动”中国特色环境治理体系是增强环境主体履行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异质型环境责任主体的内外部协同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宏观数据及A股1423家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析“多方联动”的环境责任主体“提质”“减排”“增效”的协同治理效果;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攀升、环境污染治理行政规制适时调整的背景下,考察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环境责任主体协同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政府规制责任与公众监督责任的内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提质”效果,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发展质量。②政府规制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监督责任“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减排”与“增效”作用,不仅降低地区污染排放水平,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而且显著提升地区绿色贡献水平,有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释放了因时、因地、因事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高效匹配的信号,有效提升了“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效果。本文对于加快完善多方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推动经济与环境激励相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源开发过程中腐败的发生及制度影响

本文理论推导资源与腐败的关系并以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理论推演显示资源特殊性及资源收益是资源丰裕地区腐败的起点,但必须在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不完善和资源管理存在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条件下才导致腐败,传导路径是“资源特殊性—资源收益—收益分配机制缺失—超额利润—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自由裁量权—腐败”。经验检验使用1998—2017年省级年均截面数据和根据政治周期划分的短面板数据,量化资源开发、制度质量和腐败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源开发单独不导致腐败,不考虑制度的调节效应,资源开发对腐败的影响小且不显著。加入制度和资源开发的交叉项后,资源开发对腐败的影响变得显著,但方向不确定;取中国各省份1998—2017年制度质量的均值,发现资源开发显著增加了腐败;但近20年中国各省份制度质量稳步提高,“资源腐败”大有改善。制度质量的阈值效应意味着只要区域制度质量提高到该阈值以上,资源丰裕地区即可避免“资源腐败”。另外制度质量并非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即资源开发并没有降低制度质量进而“诅咒”区域发展。因此,资源丰裕地区治理腐败的关键是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资本禀赋、感知价值、政府补贴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

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是实现农村散煤长效治理和能源结构可持续变迁的关键。为系统阐释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机理,本文基于汾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和OLS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感知价值与政府补贴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作为一组结构性要素资源,资本禀赋反映了农户“能力大小”;作为一套感知评价系统,感知价值反映了农户“有心程度”;当农户“既有心又有力”时,采纳清洁取暖的行为趋向性更明显。②作为清洁取暖采纳的实际行动者,农户的主体性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资本禀赋等结构性要素资源的支撑,农户大概率不会实施清洁取暖;同时,如果没有农民自发自觉地实施收益要求与成本风险规避考量形成的感知价值判断,结构提供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清洁取暖的具体行动,即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存在。③作为一项激励机制,政府补贴可以通过强化农户清洁取暖利益感知、缓解农户清洁取暖成本与风险压力感知,进而正向调节感知价值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间的影响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促使农户资本禀赋积累、提升农户清洁取暖感知价值以及落实政府补贴的政策建议。     

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本文根据农户亲环境行为实施的动态优化模型理论分析了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实施的可能影响,并利用山东省549户农户1417块地块的样本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从家庭层面和地块层面分别实证检验了耕地经营总规模和地块经营规模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实施的影响及其差异,以期为制定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耕地经营总规模和地块经营规模与农户总体亲环境行为实施之间均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但上述关系因地块属性不同而呈现差异,自家地的地块经营规模与农户总体亲环境行为实施呈倒“U”型关系;而转入地的地块经营规模与农户总体亲环境行为实施呈“U”型关系。最后,提出政府应积极推进农地流转,促使农户耕地连片规模经营中应注意其适度性,以及加强规范农地流转程序和管理等建议。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多元价值分段偏离测度

“同地同权同价”是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重要目标,然而长期以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认知局限、流转障碍凸显、市场难以形成,使得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利显化困难,流转价格和功能价值存在较大偏离,相较于城市居住用地价格更是差距巨大。基于此,本文选取了287个北京郊区宅基地流转案例和534个北京城市居住用地交易案例,构建了宅基地使用权多元价值分段偏离测度框架,运用多功能价值评估与深度置信网络分析,测度了宅基地使用权实际流转价格、功能价值和城乡同权价值的“三元价值”和“两级偏离”。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功能价值较流转价格平均高出8748.08元/m²,平均价值偏离度为63.14%,表现出了一定的“区域递减”空间分布特征,产生原因在于宅基地的功能和资格权的认知偏差,以及供需匹配度、市场完善度、政策外部性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城乡同权价值较功能价值平均高出 27192.81元/m²,平均偏离度为68.32%,呈现出显著的“中心扩散”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居住用地产权的完整度、明晰度和稳定度差异。因此,本文提出未来宅基地财产权利显化和价值充分盘活应该分两步进行,首先完善宅基地的“农村二级市场”,逐步纠正农民对宅基地的功能认知和增强资格权价值显化;其次对标城市居住用地构建“城乡统一市场”,通过不断完善宅基地产权权能,推进宅基地完整价值的进一步显化,推进实现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相对协调的“同地同权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