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表法里”之下中国古代教育惩戒的实践性探究

“汉承秦制”的背景下,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长期以来皆以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但现实是“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是法家之制,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儒的。法家之制下,中国历史潮流中各个朝代皆以法家理念为核心建立行政、法律、教育制度,其中教育制度的构建虽重儒家,但内在逻辑却以法家为主,因而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法家理念时常凸显。名为儒,实则为法,“儒表法里”之下教育惩戒存形于中国古代官方以及民间的教育体系之中,探究中国古代教育惩戒制度的建构,能够更好地深思现行教育运作下教育惩戒的深层次问题和操作方式,完善新时代的教育教学制度。     

儒与法——谁更应对专制主义负责

法家是极端专制思想的鼓吹者，也是最早的专制政体创建者的精神导师。在实践中，秦始皇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思想，实行全面的专制统治。儒学的理论本质与专制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儒家思想有被专制统治者利用的成分，但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却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儒法合壁与学生管理

儒法合壁,是古代中国最高效的管理模式.儒学的“仁”告诉我们对学生要有真爱;儒学的“礼”告诉我们要尊重学生人格,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儒学的“德”告诉我们要提高自身修养,身教言传;法家重“法”,并不断革新制度,告诉我们要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变革;法家重“吏”和选吏、用吏之术,能有助于我们选好、用好学生干部;法家赏罚之论时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对这笔遗产认真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不无裨益。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国家观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国家观有很大差异,从国家合法性、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及治国方略等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比较,他们的实质是相同的即都主张君主专制统治,并且儒法两家的国家观都各有利弊。通过对儒法两家不同的国家观剖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儒法两家思想体系的把握。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刑罚思想的对抗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思想上,儒家偏重于“礼义教化”,以刑辅德,法家偏重于“重刑威慑”,以刑去刑。这只是各自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手段不同,而在道德理想和治国目的上两者是相通的。     

先秦儒法政治秩序观析论

儒、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对政治秩序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两大流派。两派的共同点在于:高度认同政治秩序的价值,追求政治的有序;追求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强调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在政治秩序产生、建立、维系中的重要作用等。两派的主要差异有:法家强调政治秩序的实力基础和利益性,儒家强调政治秩序的道德性、情感性;法家强调用强力手段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则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方式和手段来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强调政治秩序中的和谐性,法家则强调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儒家强调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找平衡,法家则强调强力压制、消除矛盾等等。两者的差异主要是由思维方式、基本立场等造成的。     

儒法治国思想的异路与互补

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儒法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汉代和唐代两次高潮，逐步实现了双向互补，自汉以来，历代统治都深谙儒法两家间会通嫁接的真谛，奉行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离开了儒法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儒法合流的根本原因分析

从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起源出发，分析了儒法两家法律思想各自的缺陷，及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治久安的影响，得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法律思想的必然性。     

“文革”中称柳宗元为大“法家”的回顾与反思

文章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评法批儒”运动的回顾,对柳宗元被誉为“唐代最大的法家思想家”的历史背景及政治目的做出分析,认为柳不是法家,而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指明柳学应吸取的教训。     

《淮南子》儒道法思想的渗透与融合

《淮南子》既是先秦以来学术杂家化的正常发展,又是汉初思想融合的产物,其主体思想和儒家思想体系一脉相承,还汲取了道家思想营养,融合了法家思想精髓,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客观上完成了儒、道、法三者思想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先秦及两汉时期法家与儒家思想融通方式管窥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互融通,对秦国的兴盛和秦王朝的建立发挥了重大作用。汉承秦制而有所损益,进一步确立了＂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先秦以来的儒法思想融通,以国家融通方式、集体融通方式及个人融通方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逐步加深,其相互交织、共同形成的主流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维护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造就了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格局。     

论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胶融性

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二者是胶融性的。古代科学家的理论素养、价值观念及科学研究的目的、程序、方法、知识基础等无不贯穿着儒学思想和精神,因此中国古代科技是儒学科技。     

尚贤与尚功:儒家与法家人事管理思想比较

如何选拔优秀的行政人才是人事行政中的重要内容。先秦儒家与法家分别提出了尚贤与尚功的原则。尚贤与尚功不仅反映了两家在人事管理思想方面的差异，也反映了两家理论出台的背景差异及根本理论旨趣的不同。     

儒道佛家体育美学思想的当下审视

在梳理儒、道、佛家体育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体育美学审美价值的反思,道家体育美学思想的审美判断和佛家体育美学思想的审美感知进行了阐述。研究认为,儒家体育美学的审美价值体现在个体生命的追求,道德价值的塑造和体育伦理的教化;在道家思想文化体系中,强调“身与物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把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等相对立的哲学概念范畴作为审美价值的判断标准;     

论儒学的演化及其影响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演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四个阶段。儒学对中国的政治、道德、教育、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论汉武政治的开放并非“独尊儒术”的产物

武帝时期，随着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一方面着手对汉初统治思想进行调整，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为弥补军功集团衰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向社会广招人才，一时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使汉武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特性。一直以来，学界都将武帝时期的这种政治的开放特性，归结为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公羊学属齐学。齐学的权变特征，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个性是十分合拍的。汉武用人，绝非“独用儒生”，所谓“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汉代所崇尚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反映，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开放出来，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理论的王霸观

伦理政治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模式,王道和霸道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出来的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这一王霸观演绎了由分歧、对立最终走向综合的思想历程。这一认识成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古域唐山与儒学流布

唐山地域有5万年的历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商朝末年,在孤竹国产生了崇礼重义之士伯夷、叔齐,成为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汉唐以后,儒学在唐山进一步流布;蒙元时,张载创立的关学在滦州复振,影响深远。     

试论中国农民政治民主权利

保证公民享有包括政治民主权利在内的广泛人权,是我们党在人权领域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使农民的权利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保障农民人权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