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通俗文学的特质

通俗文学以其独特的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无庸置疑的地位。近几年来,文学界围绕通俗文学所进行的论争,使不少人对原本熟悉的这一文学类属产生了某种迷惘与困惑。街头地摊上曾一度泛滥过的俗得令人生厌的所谓“文学”,使通俗文学身价倍跌,也因此而遭到普遍的针砭与指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许多流行的为人们所推崇的通俗文学作品及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古典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乃至《红楼梦》,谁又不能将它们排斥于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外。于是,有人提出:通俗文学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确定、随意性很强的文学概念,对它的理解容易造成概念确认上的错位,以致造成通俗文学研究上歧说纷     

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又重回读者的视野,并进而登上了大学的讲堂,成为文学史家研究的对象。苏州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发源地,而苏州大学则是当今研究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之一。这一研究团队提出了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应该“双翼齐飞”的文学史观,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而通俗文学要入史,还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否要‘‘向前位移’’;二是如何就中国现代文学史“双翼齐飞”的整体格局达成基本的共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美学价值

现代市民小说是以现代市民为描写对象,在评判标准上反映并且肯定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小说创作。随着市民概念的更新,市民小说内涵与外延的重组,一些习惯上认为是雅文学、精英文学的作品划入了市民文学阵营,而一些习惯上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作品却因其低俗性和小市民性被市民文学阵营清除出去。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呈现出显著的雅俗互渗与大众化追求特征,究其根本,是现代市民价值观在其背后的驱动力。     

开拓性的史观与史识——评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史学价值

范伯群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按照历史推进的线索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周期来建构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作者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雅俗融合的新市民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系统地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流变过程。作者指出知识精英作家是借鉴革新派，通俗文学作家是继承改良派，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萌芽与小说转型的任务主要是由通俗文学来承担的，并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     

关于敦煌《变文》的“变”字来源管见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典雅的诗文一直居统治地位,而通俗文学诸如俗赋、志怪、传奇、变文等,都长期受到歧视而湮没不彰。比如称敦煌文学中那些近似于小说的作品为“变文”。这就表明,正统文学家对于通俗文学的歧视。     

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论《万象》的“通俗文学运动”

陈蝶衣将《万象》与“鸳鸯蝴蝶派”做区分是通俗文学合法性寻求的必然举措。“通俗文学运动”在通俗文学的定义、内容、形式、功能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建立了通俗文学的理论基础。长篇通俗小说、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以及女性作者的新文艺小说是《万象》“通俗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万象》对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反映了沦陷时期通俗文人的文学想象。经由此举,通俗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一定认同。     

雅俗合流 共创新路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雅”、“俗”之分,唯有小说例外。通俗是小说的特性。五四以后,小说吸取国外的艺术技巧,开始出现雅俗合流的现象。但就长篇小说而言,仍以通俗为其基本特征。八十年代兴起的通俗文学热,冲击了雅文学创作,“雅”文学适应了新的时代特点和群众的精神需求。但缺乏对通俗文学创作的宏观指导管理,和创作队伍本身的诸多原因,导致了通俗文学创作的滑坡。今后的文学发展,应提倡取长补短,雅俗合流,共创新路,携手并进。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赣江文学》“通俗文学论坛”征文评奖揭晓

<正> 由《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和原《赣江文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通俗文学论坛”征文评奖,于今年7月在赣州揭晓。 此次征文开始于1988年底,旨在围绕通俗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从理论上进行扎实而富有新意的梳理、探讨,倡导通俗文学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品位和艺术水平,并沿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征文共收到全国各地来稿数十篇。主办者评定《论小说“通俗”与通俗小说》(伦海)、《从小说的演变看通俗小说的正宗地位》(万陆)、《新派武侠小说渊源与魅力初探》(罗岗)、《当前侦探小说的误区》(李意清)、《文学的俗性和通俗文学》(顾智敏)、《商埠文化与通俗文学》(周海波)等6篇获“优秀论文奖”;《雅俗共赏:一个文学乌托邦口号》(周启志)、《通俗小说的价值形态三题》(魏家骏)、《我看     

新时期我国通俗文学盛行原因之我见

通俗文学是相对于雅文学而言的,它来自于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和话本小说;来自于民间的传奇故事;来自于西方的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惊险小说.通俗文学与雅文学在性质上的主要区别在于:“雅文学是人学,灵魂之学;俗文学属于故事学.”①雅文学以人物为情节的重心,而故事情节退居为次要位置,俗文学以情节作为作品的重心,以其曲折、离奇、紧张的悬念、快捷的节奏取悦于读者.     

“反智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表现

“反智论”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所呈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此种文化现象在文学中的具体渗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反智论”的书写。具体来说在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等各个形态上有不同的表现。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的关联

“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从创作到作品到读者接受都表现出了现代特征,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以及对个人世俗欲望的肯定,因此“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中以消遣娱乐为核心,以经济关系为本质的活动。与此相对比,前现代的世俗娱乐文学则与宗法社会关系相联系,它是一种前现代社会中以整合社会为核心,以文化传承为本质的活动。     

赞恩·格雷——程式化美国西部文学的推动者

1 赞恩·格雷(1872—1939)是美国通俗文学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在西部文学家中,没有一位象他那样拥有大量读者,但又不被人理解;第四版《牛津美国文学指南》中说他是“一角钱小说”在二十世纪的继承人;中国出版的《世界文学大辞典》中称他为“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在1890—1930年间,他对西部文学广为流行所作的贡献比其它任何作家都多,还说当很多读者被问到如何对西部文学下定义时,他们都以格雷的作品来概括公式化的西部小说的因素;而美国学者John George-cawelti(1929—)在他的“通俗文学研究中程式概念”一文中就多次以格雷的程式化小说     

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基本研究路径:一者可以称为“审美诗学”,一者可以称为“文化诗学”.前者以个体性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旨在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风格特征、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以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心理机制、文学的审美价值等,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后者以审美经验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整体关联性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包括文本构成、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在形成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联系,回答“为什么”和“意味着或表征着什么”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审美诗学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所谓“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诗学”则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一种饱含反思性与颠覆性的文学理论研究路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则“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与理论特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和西方学界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现象不能仅仅从学术影响的“时间差”角度来解释,根本上乃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     

通俗文学的渊源与发展

最早的通俗文学是古代神话。“汉乐府”、“志怪小说”、“轶事小说”是两汉六朝通俗文学的标志。标志唐代通俗文学成就的主要是“传奇”和“变文”。宋代的通俗文学以话本小说和说唱诸宫调为代表。元代的杂剧当属于通俗文学范畴。长篇章回小说、神魔小说、言情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等的涌现，使明代通俗文学呈现一片繁荣景色。清代通俗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达到了新的高度，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的问世是近代通俗文学的特色。当代，通俗文学蔚为大观，关键在于提高创作质量。     

王度庐的早期杂文

王度庐即王霄羽以“柳今”为笔名发表的140余篇杂文,在批判以“金权”为中心的社会弊端和伸张女权等方面继承了“五四精神”;在对待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方面则与当时的“新儒家”有所契合;其文学观念既认同“五四”先驱提出的“平民文学”,又与之有所区隔,并对通俗文学进行了理论性的界定;杂文中的“我”则经常显示着作者本人的气质和心态。这些杂文以平民的视角,非游戏、非消闲、“为人生”的态度以及“载道”、“言志”交融的风格而显示出京派“正格”通俗散文的品性。     

中国小说文化述略

在源远流长的我国文化史上,曾经诞生过许多重要的思想著作、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它们对我国人民的行为方式、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讲,作为通俗文学的小说,其实际发生的影响却远要比传统的经史诗文来得大,这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流变与定位再思考

从先秦庄、荀到清代纪昀等人，小说的命名、定义和定位一直是从社会的价值结构和精神文化结构角度进行的，在一种“中心／边缘”、“大道／小道”的文化结构中，小说总是那些与主导性文化话语形式相对立的各种边线性文化话语样式之总称，因而中心文化样式始终是定义与定位小说的基本座标，小说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文化学概念。从宋明以后，在一些评论家和作家那儿，小说在具体使用中更多相称那些虚构性或虚构性程度很高的散体性叙事作品，即在从文化学层面向文体学层面延伸转移，但迄至近代以前，在理论上这种转移都没有完全完成，它的理论定义和定位依然侧重文化学层面。小说在中国古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学领域内的文体概念。使小说成为一种文学文体概念是在近代西方novel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完成的。西方novel与中国古代小说是两种有本质差异的文化话语样式。后人以novel为小说概念的基本涵义来研治中国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观念与本体之间存在着大面积错位，已产生许多弊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

针对1930年代中周武侠小说的激烈批评,其实质是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政治压倒审美”式批判,动因是新文学对通俗文学读者群的争夺,引出了新文学必须善用现代传媒、实现文学大众化的重要课题。在政治功利与审美追求、“社会影响”与“品格操守”的二律背反中,瞿秋白结合苏俄普罗文学经验,提出了政治化与大众化并举的新思路,旨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武侠小说在“反武侠”动力机制的作用下,积极调整,不断前进,批评是永葆其活力的悖论式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