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安轮事件”研究

“江安轮事件”发生在1928年的上海,是当时轰动沪上的一桩鸦片走私大案,因其牵涉到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备受多方关注。但南京方面最后的离奇处理,却使公众大为震惊。本文试运用现有的资料对该事件进行研究,分析事件中各方的关系,以揭示该事件的真相。     

论群体性事件报道中的话语主体——以“重庆的哥罢运”事件为例

近年来,重大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且涉及面越来越广。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对这类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也被突出地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从群体性事件报道中的“话语主体”这一视角出发,重庆“的哥”罢运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可进一步地揭示：转型期中国,媒体在拓宽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协助官民对话中所应当发挥的环境监测和民众利益诉求代言人的作用。     

论万宝山事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

1931年7月,日本在东北吉林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国民政府当局交涉解决万宝山事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必须首先安定内部才更有力量一致对外。国民政府没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上作出明智的权衡,因而其＂安内＂的施政手段是不得人心的。     

民国时期群体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置--江都“清赋风潮”研究

20世纪30年代,江苏省江都县发生了一场以反抗政府清查土地为目的“清赋风潮”,这是一场较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是在旧征收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鼓动与组织之下发生的,县政府与县党部的矛盾、县长对事件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滥用警力等因素使得事件进一步的扩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一群体事件直接原因在清查土地引起的民众的担心与不满,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使得政府的合理的举措难得民众支持,政府在事件中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民众常常为有其他政治目的组织或团体所利用,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探寻南京事件的策动者

直到今天,人们对是谁策动了南京事件仍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北伐军没有策动南京事件,也没有证据表明北军策动了此事件,中共也不会策动此事件.南京事件的发生是自发的,对外国人的劫杀行为是极少数北伐军士兵和地痞所为.     

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与社会原因探析

根据事件起因、目的和手段的不同,群体性事件可分为社会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网络舆论事件,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很多深层原因,如群众利益受损,对政府和社会不满;科层制官僚主义导致民众对组织信任度降低;民意表达机制滞后,政府与民间沟通困难;民间组织力量薄弱,民众缺乏谈判能力;司法不公,法律权威受损;群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等.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应该转变认识与观念,提升公共危机处理能力.     

PX事件发生的原因探析与布局思考——以茂名PX事件为例

近年我国多个地方爆发了PX事件,这些事件的主体是政府和民众,信息传播的媒介是媒体。探析Px事件发生的原因,需要从政府、民众、媒体3个角度来看,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Px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媒体的传播是爆发的直接原因,其它原因还包括基于Px的邻避冲突、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民众的盲目性。建议Px项目的布局要慎重,需要考虑Px项目本身的特点、Px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的空间拓展。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三方博弈分析——以宁波PX事件为例

为了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失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宁波镇海PX项目中政府、企业、民众三方的利益得失;运用福科的权力关系理论剖析了三方博弈过程并重点探索了政府和村民的权力关系。结果表明: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应充分沟通、合理协商,秉持"政府主导、企业尽责、民众支持"的基本原则,以合理保障各方利益,尽可能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事件与文学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中,“事件”这一概念得以明确凸显。虽然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德里达、阿兰·巴迪欧、汉娜·阿伦特、吉尔·德勒兹等哲学家关于“事件”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均强调事件的不同寻常性、断裂性、偶发性和独异性等特征。本文首先介绍了这几位哲学家对“事件”的理论阐述,然后探讨了德里克·阿特里奇和特里·伊格尔顿等文学理论家如何通过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对后现代文论的消极影响进行反拨,发展出不同的“事件”文学理论,以重新思考道德和伦理、知识和真理等宏大问题,以及文学的意义、功能和价值。     

事件指称的发展

“事件”在语义上由指重大社会历史事情发展为指一般事情;在形式上过去主要是“时间＋事件”、“处所＋事件”、“姓氏＋事件”,现在则发展为3类：主角＋焦点、主角＋行为、事件＋焦点。其发展有语言、社会和认知等方面的动因,最终是为了适应信息网络化和求新出奇的社会需求。     

中国共产党与波匈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波匈事件的处理是复杂的：对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处置是“同中有异”，与苏联的处理方式是“异中有同”，且对两个事件的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互斥事件与独立事件

互斥事件与独立事件是概率中两种重要概念.互斥事件是指A、B两事件不能同时发生,有性质P(A+B)=P(A)+P(B)(称概率和公式);独立事件是指事件A(或B)是否发生对事件B(或A)发生没有影响,有性质P(A·B)=P(A)P(B)(称概率积公式).很多学生因未弄明白题目所给的条件而乱用这两个公式出现很多错误.例1某市足球一队与足球二队参加全省足球冠军赛,一队夺冠的概率为0.4,二队夺冠的概率为0.25,求该市得冠军的概率.解法1记“一队夺冠”为事件A,“二队夺冠”为事件B,“该市得冠军”为事件C.P(C)=P(-A·B+A·B-)=P(-A·B)+P(A·-B)=P(-A)P(B)…     

群体性事件深度报道话语分析——以瓮安6·28事件深度报道为例

对＂瓮安事件＂深度报道话语分析发现：群体性事件深度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官方;媒体报道的主题拘束于官方话语框架,虽然部分媒体试图有所超越;媒体报道文本中隐含着较明显的官方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和专家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或代替了民众的声音。     

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成因及解决路径

随着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发展形势严峻.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利益的驱动下忽视环境保护,而且环境污染侵害民众的生存权益之后,民众没有顺畅的权益救济渠道来解决环境纠纷.政府应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充分发挥环保NGO的作用来提高社会的冲突调节能力,及时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保护民众的环境权益.     

民国西康格桑泽仁事件研究

1932年2月,西康地区爆发了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提缴当地驻军枪械,建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与川康滇地方当局等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相互博弈的产物,也和晚清以来的西康建省筹议以及1930年爆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密切相关,对第三次康藏纠纷、诺那事件、西康正式建省和甘孜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演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子文与“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是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外交关系史中的一个事件,反映了两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种种矛盾,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调整。宋子文恰在这时期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作为蒋介石的外交代表,周旋于中美之间。本文试就“史迪威事件”的演变及宋子文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史学同仁。     

全民围观时代媒介事件的构建——从“李双江之子”系列事件传播谈起

在全民围观时代,被传统媒体视为“小事件”的新闻可能引发众多网民的围观。“李双江之子”系列事件均由微博曝出,引发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连续报道和全民围观“狂欢”,成了由全媒体时代众多媒体力量互动而造就的媒介事件。拥有相似关键词的媒介事件,在社会固有矛盾的不断激化、网络使用的易得性和缺乏规训的自媒体等诸多因素共同催化下,处于事件类型化和事发必然性相互交织、递进深化的动态变化过程中。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探讨PX事件的发生机制、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认为PX事件是民众在损失厌恶心理下基于自身效用参照点做出的决策抉择。对于政府来说,不确定性的损失厌恶促使“好消息提前”和“坏消息延后”。这种参照点差异促使人们做出不理性的决断,只有对于这种机制正确理解并有意规避,个人和群体才能做出合理的抉择。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宣传,尊重公众主体地位、政策议程公正透明、平衡利益,补偿代价等来改变民众对PX的看法以改变民众的参照点,进而达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共赢。     

对为什么概率为0的事件不一定是不可能事件的解释

依据概率的统计性定义,指出“概率为0”既是不可能事件的一个性质,又是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几乎不会发生而又不是绝对不发生事件的一个性质,并对“概率为0的事件不一定是不可能事件”一说做出了解释．     

重评“中东路事件”

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性质,苏联政府和我国学术界一直把它视为国民政府的“反苏反共”事件。本文认为,从中东路事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这一立论难以成立。它既不是单纯的“反共”活动,也不是在日本唆使下的“反苏”行动,而是中苏两国站在各自不同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一次民族冲突,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维扩民族独立的具体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