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和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媒介化社会对危机传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风险的媒介化迁移,二是媒介化风险的形成。现代社会风险的媒介化在媒介化的社会,大众媒介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和认知参照。从另一个角度说,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生活的展示平台。而风险和危机同样也成为展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线索、知识背景以及参考框架。     

论新闻娱乐对媒介生态的影响

媒介生态是媒介、社会和受众三个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社会文化。本文分析了新闻娱乐化这一近年来显著现象,认为传媒实力不足以逃避监督政治权力、传媒市场化运作、传媒消费主义三者的影响,同时分析了新闻娱乐化对媒介生态的消极作用,即媒介生态资源多样性面临危机;媒介生态结构功能失衡。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

媒介化社会是社会媒介化的结果,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一种表述.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有三大逻辑,一是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演化的结果提供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技术支撑力,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受众对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是媒介化社会形成的必要性前提;三是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环境化"展示了巨大的媒体影响力和建构性,是媒介化社会的必然性后果.     

试析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危机传播的出路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发展,新兴媒介早已超越信息交流的初始功能,转而成为人们感知外界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进入了"媒介化社会".在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现代社会风险层出不穷,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在不断地被创造、被耗费,人人都在岌岌可危的环境中摇摇欲坠.通过梳理历年以来的危机传播,将现代危机传播研究置于新的媒介化社会背景之下,探讨危机传播研究的新趋势,并且试图构建跨域、协同的危机传播机制,从跨地域、跨领域两方面阐述政府、媒体、组织、公众如何协同并进,共同应对危机传播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实现危机传播的最优结果.     

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研究

当今时代,人类处于风险社会之中。任何国度都可能发生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此类事件成为风险社会中相当一部分风险的来源。处置风险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在另一维度上,人类社会又已进入媒介化社会。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用媒介化治理方式和其他方式一起进行社会治理,这是已有的实践。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有着深厚背景。在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媒介化治理能力存在短板。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有自己的表征,出现了新变,使人们遇到了严峻挑战。而媒介化治理也有其特点、精髓,治理中须把握好尺度。中国媒介化治理的主要精髓有：在还原事实真相过程中体现公信力,在鞭挞丑恶现象过程中体现监督力,在形成国民共识过程中体现凝聚力,在实现技术赋权过程中体现扩张力。中国媒介化治理,须掌握好与依法治理的关系尺度、对舆论舆情的管控尺度、对自身作用的把握尺度。在处理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与媒介化治理关系时,要严格遵循媒介化治理的客观规律：通过披露事件信息满足公众由事件激发的信息需求,通过设置舆论议题引起公众关注从而协调社会生活,通过舆论舆情作用于公众心灵世界发挥治理的效用。媒介化治理能力,是相关主体在进行媒介化治理的过程中所具备和...     

危机传播:无需逃避的现代性“陷阱”

我们已经身处"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的媒介化"和"媒介化的风险"。新媒体的普及和蔓延更增添了危机传播发生的机会,而媒介融合则将这一局面搅动得更为复杂和多变,许多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经验和观念遭遇空前的困难。当"危机传播"遭遇"媒介融合",我们需要全方位地重新思考"危机传播管理"这一命题。从本期开始,本刊邀请两位理论和实践兼具的青年学者王朋进和来向武,就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危机传播管理"从理念到操作的层面进行探讨。     

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理念指向、实践走向与价值取向

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化社会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发事件在媒介化社会频发,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对象。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向,通过信息中介化澄清事实真相、边界模糊化整合多方治理主体、多元互动化引导舆论正确走向等行动路径,激活政府、组织及个体参与突发事件共治的主体意识和共同行为,阻断突发事件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传导与演化,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传播型构：论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自组织行动

在公共危机中，各类网络自组织行动作用突出，形成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模式。本研究以近年来公共危机中典型的网络自组织行动为基础，深入分析其核心功能与行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新的媒介功能与媒介逻辑。研究发现，网络自组织强化危机信息融合，促进社会资源整合，推动利益相关者的群体聚合，形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并通过集体性话语协同和分布式组织行动两种逻辑完成自组织行动，而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主要为价值驱动、情感驱动、关系驱动和技术驱动。由此，网络自组织形成了一种基于数字化媒介技术的传播型构，成为媒介组织动员功能的新机制，并以其对跨地域原子化个体的有效组织，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形塑出新的媒介化逻辑。     

制度视角下媒介化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哥本哈根大学施蒂格·夏瓦教授学术访谈录

施蒂格·夏瓦是媒介化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致力于以制度视角研究媒介化。夏瓦的关键学术思想包括：将制度和行动者间的关系视作一种二元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新做法、新规则和对资源的重新安排是媒介化的核心;媒介动力机制可视作媒介化结果;当前网络媒介对社会和文化空间的嵌入体现出一种强化的媒介化趋势。此外,夏瓦还展望了媒介化研究在跨学科和本土化方面的努力方向,并对当前新兴的媒介化治理研究提出了诸多洞见。     

网络环境中企业危机公关的困境与应对

网络环境中企业危机公关的新特征 1.媒介化社会的形成 今天,全民传播时代已经来临.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极速秒传成为可能;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传播呈现裂变式状态,舆论效果具有不可预测性.移动互联网和全民传播增加了企业风险传播的影响力和控制成本,媒介化社会导致公众对企业风险的判断由感知性风险变为媒介性风险.媒介性风险的核心即为公众认知.     

危机传播与政府媒介形象修复——基于陕西奥凯电缆事件的案例研究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提升了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危机传播对政府媒介形象具有现实的影响。本文以陕西奥凯电缆事件为例,运用案例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从形象修复的角度剖析西安市政府和奥凯公司在危机传播中的应对策略,探讨人为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应采取何种媒介策略化解危机并进行形象修复。依据研究结果,为政府面对危机传播、修复媒介形象提出了四点相关建议,以期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强化媒介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电视调解向何处去——探寻在媒介产品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跨界生存与创新

中国目前的电视调解已经进入瓶颈化阶段,同质化以及媒介产品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断裂造成的传播伦理危机和社会治理危机已露端倪;中国电视调解向何处去的前瞻性思考必须首先始于对自身定位的理性省察;电视调解的定位应当在媒介产品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谋求平衡,创造性地发挥大众传媒协同的优势,融入到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体系中,使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个案纠纷解决功能以及社会治理功能的抵牾、断裂得到弥合与彰显。     

媒介化：共识、分野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路径

本文对“媒介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媒介的“去本质化”进行探讨,并以此为起点,对三种研究视角的分野——制度主义视角、社会建构视角、技术/物质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媒介是什么”的不同解答。制度主义视角下,媒介被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制度,媒介化即媒介制度性地“他律”着其他社会机构或系统的过程;社会建构视角下,媒介是一种能够改变交流模式的情境,媒介化即人类通过媒介嵌入日常生活世界与建构现实的过程;在技术/物质视角下,媒介是一种基础设施,媒介化可以被视为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媒介技术及相关技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实践与空间都变成要在物理/物质层面去适应媒介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化研究可遵循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围绕三种视角的交叉融合本土化研究;二是围绕媒介化的研究困境与学术启发进行辩证性的考察,以期寻找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积极回应传播学中的“中国问题”。     

基层广播在危机传播中的特征与功能--以“新冠”肺炎防治宣传为例

广播是进行危机传播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宣传中,基层广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本文从客观条件、传播特征、功能优势三个角度对基层广播在此次危机事件中获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析,发现基层广播具有传播内容地域化、传播策略共情化、传播范围扩大化等特征。相较于其他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基层广播在心灵抚慰、社会动员、舆论引导功能上更具有针对性。在发展上,建议基层广播尽快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联动新媒体,深挖专业领域,赢得媒介市场。     

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揭示善用、用好媒体之道——读梅文慧新著《信息发布与危机公关》

媒介化时代的大步到来,微博等社会性媒体的繁盛,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逐步融合,把今天的媒介环境变得异常复杂,让许多社会机构、政府机关,以及知名人士等有些措手不及、应对乏力。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层出不穷的社会转型期,科学的信息发布、准确的媒体应对尤为重要。媒体应对惊慌失措,不只是可能导致行为失当、形象失美,更可能导致危机事件的放大、蔓延,甚至被汹涌澎湃的舆论大潮吞没。善用媒体、用好媒体,是党政机构及其     

媒介的“下沉”与奠基——媒介化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媒介化社会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夏瓦将媒介化视为基于媒介制度的社会结构化转型,库尔德利则将媒介化视为媒介成为人类社会"元资本"的实践化进程,但他们的理论或是面临着坠入结构功能主义窠臼的风险,或是面临着"意识形态批判"的指责。在媒介已经下沉为一种经济基础的今天,只有对"媒介化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更好地理解媒介化力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奠基与形塑。     

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

以数字交往论（DAT）重访传播学的关键词“媒介化”“中介性”,有助于厘清交往的演化本质,及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观念：（1）中介性的意义是建构社会形态;媒介化的意义是演化社会基因;数字社会的媒介化,与数字媒介的社会化是同步的。（2）媒介-社会建构的整体化过程,是从“无机”到“有机”再走向“同一”的过程;媒介与社会处在“共同演化”之中,数字社会的本质、路径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3）理想的交往性,是“万类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应遵循自由平等、相互调谐的生态原则,避免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所带来的“偏害共生”,以建立理想的数字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