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司法化问题研究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保障人权和限制司法权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在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进程中，由于司法独立尚待进一步完善以及在基层法官中缺乏法律至上观念等原因受到一定阻碍。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改革完善现行司法体制，提高基层法官的综合素质，减少人治因素，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     

论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在刑事司法中强化人权保障,可以切实贯彻刑法立法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精神,促进刑法立法不断完善其保障人权的举措。为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人权保障原则,在宏观上应当树立人权保障理念,遵循和谐统一司法、公正严肃司法的原则,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借鉴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在具体刑事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司法解释,慎重适用死刑,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合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运用量刑情节;在刑罚执行中应当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矫正,文明地执行死刑。     

通过法律推理推进司法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审判活动尊重并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以司法的本来逻辑指导并建构审判活动.法律推理是法官审理案件得出裁判结果的基本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保证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手段,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对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论证过程.法律推理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司法的目的和方法,澄清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推进司法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下的法官制度建构

司法理念是法官制度构建的基础,法官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指导,而司法理念的明显滞后已成为制约法治发展的"瓶颈".为了适应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完善法官制度的建设.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刑法解释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在于刑事司法中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定并实施以来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其症结之所在是法官刑法解释权的缺乏。只有从立法上和司法上承认法官刑法解释权存在的必要性，并逐步赋予法官刑事司法中的刑法解释权，才能确保罪刑法定主义各项机能的真正实现。     

中国法官刑法解释权刍议

中国法官的刑法解释权虽然不为正式制度所承认却是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威权文化传统、刑法解释的公共政策属性、公众对法官解释能力的疑问以及对解释权滥用的担忧导致了对法官解释权的否定,但中国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变革预示了对该项权力的承认。针对法官刑法解释活动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当是正确的选择。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法改革

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理念一经提出,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以和谐社会为指导和目标。作为对和谐社会背反的犯罪活动进行规制的刑法,也必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和调整,包括刑法立法改革和刑法司法改革,以使改革后的刑法更加注重保障人权、更加关注民生,使刑法立法更加民主、更加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更加注重环境立法。同时在刑法司法改革中需建立正当程序,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实质公平、注重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注重刑罚执行的人道化。     

谈谈法治理念与依法治教

法治理念是体现法治基本精神及其内在要求的理性因素和思想观念。实施依法治教应当体现和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关于民主、保障人权、法律权威、公平正义的理念。树立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依法治教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问题辨析

刑法司法解释的应然主体不应为法官个人,而应为作为法官整体的最高审判组织。尽管法官解释刑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法官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系统中的集权,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垄断解释权＂是完全有必要的。解释法律的集权胜于分权,如果地方法院都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则统一适用法律就难以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也是完全必要的。     

论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

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为民”的提出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整个中国司法理念的转变,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本文以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为民为出发点,通过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解析,结合法的运行理论和司法实践,详细阐述了当代审判人员应当具有怎样的司法理念,对人民法官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诠释“司法为民”以及“司法为民”的底线进行了粗浅的再探讨。     

浅谈诉的利益

新型民事纠纷不断出现,对实体法未明确规定的正当权利是否予以司法救济成为法院面临的难题,为了保护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权利而产生的诉的利益应当从宪法权利、社会价值观念、公共政策、公共舆论以及国外立法实践几个因素去衡量,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及纠纷的最终解决,同时防止新型民事纠纷的滥诉和审判权的滥用。而所谓诉的利益是为了考量“具体请求的内容是否具有进行本案判决之必要性及实效性”而设置的一个要件。     

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逻辑前提及方法规制简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秉持正确司法理念,运用科学方法,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最终作出依法有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裁判的权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官在强化法律统一适用的同时,应正确运用司法政策,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保障法律正确实施、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论人权保障视阈下我国现阶段死刑的司法适用

立法和司法是现阶段我国刑法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限制死刑保障人权的两种渠道,相对而言,从司法渠道限制死刑实际适用的范围和规模有更大的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对我国现阶段死刑司法适用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并且针对其中所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若干问题研究

201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了对三类特殊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从法律层面上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司法实务上来看,该制度已经成为侦查机关获取逮捕证据、赢得取证时间以及规避国家赔偿的重要手段,容易对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造成侵犯。为了完善人权刑事司法保障,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对该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论法官素质与司法公正

法官素质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司法公正，法官必须具备与其职业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素质，还必须具备相适应的专业性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同时法官的职业品格，工作作风，人格魅力也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所以，提高法官素质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     

人权保障视野下强制辩护制度探讨

强制辩护制度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有重要意义，在人权保障的大背景下，构建强制辩护制度显得尤为必要。我国应当构建全面的强制辩护制度，即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中，没有辩护人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辩护，则刑事诉讼程序不能继续进行。这种强制是对公检法机关、对政府、对律师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构建强制辩护制度是人权保障必然的价值选择，也是重新确立律师应有的社会地位．改善律师生存环境的需要。     

刑讯逼供的防范对策探析

刑讯逼供行为既侵犯了人权,又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主要有思想、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原因。必须从树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确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取消有悖客观规律的执法指标,提高侦查水平等方面来防范刑讯逼供行为,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康德权利法哲学中私权思想的现代阐释

康德权利法哲学集古典自然法之大成,开古典哲理法先河。他认为,人生而为人就有选择的自由,根据一条普遍的权利法则,每个人的自由都能和谐并存。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有了这个自由,才有其他权利的获得,其中获得外物的所有权是首当其冲的。私权利是无需经由法律规定的,但也极易丧失,在没有法律的保护下更是如此。所以,为了保护私权,人类经由原始契约进入文明共同体,也就是有法律保护的国家状态。国家状态下,有需要向外公布的法律,是为公权。公权依照一个从小到大的逻辑次序,先有国内公权,它包括国家对内拥有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利,更有进行维持国家运转的职能部门的权利,人民拥有平等、独立、自由权利。国与国之间应有国际法权利,以避免彼此陷入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有违人类的实践理性,所以,人类最后将走向普遍联合,永久和平终将实现。康德认为,这是理性的要求,也是自然的有目的的安排。     

走出刑事诉讼的观念误区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为我们重新认识刑事诉讼法的本质、任务、职能及相关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由于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护应当一直指引立法和司法的行为,那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看作是专政工具的认识有悖时代精神.刑事诉讼首先要控制犯罪,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要强调控诉和辩护的平衡,保护人权,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健全并落实救济机制,追求公平,实现司法正义和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