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工商业问题

工商业问题是苏南土改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着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对苏南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苏南土改所制定并执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既符合当地的实际，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苏南土改中的农村公地问题

苏南地区公地数量多，性质复杂，包括有宗族的土地、宗教团体的土地、学田和公益机构的土地，这些公地多用于救济和公益事业。如何处理公地问题，是苏南土改的重要内容。地区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公地政策，分两步处理公地，初始分配出现过一些问题，后经过纠正得以顺利完成。这一过程体现了地区领导对公地政策执行的慎重性和为苏南土改顺利进行所做的努力。     

建国初期民主人士过土地改革"关"的问题

不少民主人士与土地和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对土地改革有疑虑甚至抵触情绪。如何让建国初期这场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赢得广大民主人士的认同和支持，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共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中共提出组织民主人士参加或者参观土地改革，通过土改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过好土改“关”。亲历过土改的民主人士体认到了土改的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等方面的认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     

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伟大贡献

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性问题。怎样正确地认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他们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做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作出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杰出贡献。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人口中占的数量不多．但由于它占有知识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自己的方针和政策时，就不能不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创始人、缔造者们自身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运用知识改造了社会，也改造了自己，形成现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诸熟知识人…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

苏南土改对富农问题的政策根据是中共中央有关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同时又针对了苏南的具体情况。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和使用的土地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他们以自己耕种、雇工耕种、出租等方式经营土地。苏南富农对待土地改革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拥护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苏南各地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了一般富农的出租土地，对富农的佃入土地抽动较大，对富农的其他财产全部保留。苏南在处理富农问题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对富农乱斗乱打和提升富农阶级成分等过左行为，但很快得到纠正。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后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仍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苏南是中国大陆保存富农经济最成功的地区。富农经济的完整保存为此后苏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中共建国后的土改与国民党退台后的土改之比较

中共建国后与国民党退台后的土改因面临的历史背景不同采用的手段不同，中共土改采用了激进的手段，而国民党土改采用了赎买的手段，但两者都以发展生产力和稳定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艺方针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整风运动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将艺工作看作是推行中共新的意识形态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毛泽东将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政治原则来认识，强调和突出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一重要的整风环节。《讲话》发表以后，就对中国新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巨大的规范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成为指导社会主义艺的重要指导方针。     

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中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是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苏南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复杂，地少人多，平均占有量少，工商业及副业发达，又兼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义田、义庄、义仓、义宅比较普遍。因而苏南农村虽然也存在封建剥削，但在表面上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不强，给土地改革的发动带来了困难。针对苏南农村的特点，苏南区委对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制定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斗争过火和错划、漏划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苏南区委对此偏差进行了纠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苏南土改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斗争，消灭了地主阶级，摧毁了苏南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了农村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知识分子是何时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

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出现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但在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并未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笼统地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是在中共“八大”戴上的。只不过，反右派运动之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提法被广泛使用，并且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的一部分。     

试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

本文论述了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问题，认为民主党派虽然有诸多社会职能，但其主要职能则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特别是民主监督，这可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的看法中得到印证。民主监督是一个广泛的范畴，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是实现民主监督的具体方法。又大致可以看成前者主要是中共方面主动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后者则是民主党派及其成员主动参政议政。中国的民主党派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其成员，知识分子有优点也有缺点。本文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若干缺点，认为民主党派要很好地履行其职能，必需努力搞好自身建设     

邓小平与中国知识分子(下)

（续上期）四、思想改造：一个被赋予现代含义的新命题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后着重提出来的,其对象主要是从旧中国过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正如中国革命需要千万知识分子参加一样,新社会的建设更加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看待新生的社会,以什么的姿态参与新社会的建设,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党可信任的依靠力量,这是一个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带着旧中国知识分子某些固有的特点：习惯沉溺于“希望”之中,…     

周恩来进入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必然性

中共早期领导层有四大领袖群体：学者革命家群、青年知识分子群、工人运动领袖群、农民革命斗争领袖群。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基本问题上的突出贡献，是周恩来较早走进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基础性原因。毛泽东最了解中国，最了解农民，这决定了革命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党的领导核心非他莫属；周恩来以他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独具特色中国革命道路的极早认识、大力宣传和推行，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观述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做出了正确判断，纠正了中共党内对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正确政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逐渐偏离了其思想中正确的方面，错误地把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把知识分子整体视为对立面。由错误政策引起的党内分歧反过来又加重了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的估量，“化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完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知识分子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提出了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战略任务。今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准确地、全面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澄清“四人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完成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各项战斗任务，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

延安相对稳定、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但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构成、动机不一、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其教育、改造也成为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调整。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缘起的历史考察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端于延安时期,在建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有着历史的关联性,即使在两次运动之间,也存在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和中共对于知识分子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到建国前后,这种“双重改造”,随着知识界的自我酝酿而又逐渐发端,最终形成了政权主导下的此次运动。     

价值中立与知识分子在从事知识建构时的态度问题

什么人应该被称为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模糊问题。这种模糊性造成了许多弊端和尴尬。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泛化而使知识分子负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使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不但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自愿地或被要求地高举旗帜，走向街头，沉溺于种种广场效应激情之中——当然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这确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但问题在于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使知识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附属品。     

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

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当年的翻身农民称之为“分田分地”，中共称之为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群众运动，时民主人士来说，真是“革命到自己的头上了”。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方针政策。在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一致或偏离:阶级理论与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以江西石城为例

本文选择了宗族较发达的江西石城为个案,以乡、村两级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土改理由与中共的阶级理论之间关系。至于阶级划分标准,中共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及其使用关系;土改一般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地区差异较大,基层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中共的或一致或偏离。总体而言,基层遵循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是一些"无地主或富农"的村庄出现了"拔高"阶级成份现象。面对"偏离"时,往往是"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出现了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主观化。至于土改理由,中共认为是"两极分化严重";而在基层,"有(大)地主"、"无地主"状况均可能存在。如江西石城"土地分散",中共要面对无"阶级敌人"可斗的尴尬,但却有大量公产的存在。基于中共关于公产的阶级剥削性的理论解释,基层土改将大量公产纳入到"地主、富农"统计。这不仅修正了基层乡村"无地主"的结论,而且使革命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