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谷若译《还乡》看译者的主体性：被操纵的译者和操纵的译者

本文以张谷若对《还乡》的翻译为个案,运用操纵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试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索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说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性和主动性,提出应该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     

译者与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选择

翻译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是一种改写的形式,而意识形态会操纵这种对文本的改写,从而影响翻译目的、翻译题材与翻译标准。因为语言天生具有其意识形态性,作为语言转换行为的翻译及其译者与意识形态必然达成事实上的共谋。在翻译研究中引入意识形态批判无疑是翻译批评的一个突破性视角,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翻译和译者的角色定位。     

翻译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意识形态一直都是翻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来看待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中,译者主体性是至关重要的存在。意识形态对翻译具有操控性,任何翻译都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故该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简单研究。     

意识形态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视角

本文对当代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发展概况和基本理论内容进行回顾 ,并揭示它们与意识形态诗学的内在关系 ;在此基础上 ,对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的贡献和局限进行检讨 ,并进而对整个意识形态诗学和批评进行反思 ,指出 50年间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不能忘记的教训。从今后的发展来讲 ,中国意识形态诗学理论与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搬用和依赖状态 ,而寻求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     

试论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文章从社会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关系人手．研究分析意识形态在各个时期如何影响译者主体性：在意识形态共名时期,若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则主流意识形态不会对译者主体性造成制约。若二者冲突,则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削弱他的主体性,也可能因译者的反抗而不对其主体性造成制约;在意识形态无名时期,译者往往和他所认同的某种意识形态共谋,此时的意识形态起到了促进主体性发挥的作用。     

高丽文人的诗学意识形态建构

从新历史主义文论的观点来看古代东北亚国家,高丽王朝基本上是以"诗学意识形态"支配其社会生活的。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不仅仅是生活和情感的反映,也直接进入了社会生活,文学文本介入生活而不仅仅反映生活。由于十分推崇汉字书写,高丽王朝的诗学意识形态具有与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书写中心主义"追求,体现了明显的东方文化特色。其后的朝鲜王朝也营建了自己的诗学意识形态,但其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性理学"却是以散文为主导文体的。     

赞助者对梁实秋翻译莎翁作品的影响

<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译本有四大特点:白话散文式的风格;直译;全译;加注释.这部分归因于赞助者的影响:赞助者对梁实秋莎翁作品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对他的翻译施加了较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容忽视.     

译者的妥协与反抗——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看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英译本产生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前者处于中国极为敏感的文革期间,而后者产生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改革开放后。通过二者的对比,得出政治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的影响。译者一方面服从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有发挥自己主体性的要求,从而形成译者妥协和反抗并存的情形。     

社会意识形态、译者个体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策略

通过考察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关系发现,一方面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与翻译关系的理论对诸多的翻译现象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译者作为具体翻译过程的操作者,其个体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对开明时更是如此.     

意识形态与诗学操控下《红楼梦》中典故的翻译

典故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简洁的形式,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很难在译出典故内容的同时再现其形式。以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为框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角度比较《红楼梦》两个全英译本对原文典故的翻译,可以看到,在文化信息的重压之下,出于意识形态、诗学和译文读者的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典故作了一定的调整和重写。     

"林译小说"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的关系

1899年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素隐书屋刊本问世,短时间里“茶花女”“不胫走万本”,林纾也自此开始了他卷叠浩繁的翻译事业。“林译小说”很快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西洋文学经典,但是这一经典从晚清到五四,也经历了由誉及毁的演变。在勒弗费尔(A.Lefeve     

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小说是当今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晚清和改革开放后小说的翻译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影响深远,开辟了中国翻译的新时代.为了深刻理解社会文化因素对《新小说》和《译林》中的小说翻译的影响,从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三方面研究其文学翻译的制约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地评价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今后的文学翻译也可起到借鉴的作用.     

译者意识形态对诗歌翻译的操控——分析“爱情”的徐志摩译本

根据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译者对原作进行重写是为了迎合主流诗学,而诗学又受意识形态支配。因此,可以说,译作是译者意识形态对原作的操控的结果。本文将通过研究“爱情”的徐志摩译本探讨译者意识形态对诗歌翻译的影响,以证明意识形态对诗歌翻译不可低估的操控作用。     

基于语料库的口译意义评估——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对比研究

口译中译员的整体意义传递是口译质量评估中的要素之一.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元功能理论,聚焦概念意义下的及物性,人际意义下的情态动词、人称代词,语篇意义下的衔接等研究变量,并利用UAM CorpusTool语料库工具,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三名职业译员与一名学生译员的英汉口译过程,探讨译员在口译中的意义协调...     

常州籍翻译家的译学思想研究述评

常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如赵元任、瞿秋白、方重、姜椿芳、汤永宽和屠岸等,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拟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概述和评析这些翻译家们的译学思想,旨在梳理他们的翻译理论,了解他们不朽的人生风范和人格魅力,希望借此推动常州文化名人研究的发展。     

论文化背景对译者的影响与制约

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作为社会的一员,译者直接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制约与影响。本文拟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研究文化背景对译者这—翻译主体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对相同文章的选材及取舍,对原文的理解与领悟等,会有不同程度的区别。这种影响与制约是译者自身所无法克服的。     

通事时期翻译人员的职业道德

翻译人员的语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翻译人员的职业操守同样不能忽视。旧时直至新中国成立为止的翻译人员,常用的称呼是通事。这一称谓用来称呼翻译人员,大约持续了一千多年,这就是翻译史上的通事时期。通事时期的翻译人员,职业操守方面有很多值得后世翻译人员警醒的地方。本文探讨了历史上翻译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的案例,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翻译人员职业道德的措施。     

Ideology Manipulation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 how to manipulate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hereafter shortened by Selected Works)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is the result of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social-political ideology.     

晚清翻译的赞助问题

作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晚清翻译一直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以前的研究大都是在传统翻译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从文学系统外部来审视翻译本身,从赞助人的角度考察翻译,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赞助人理论的阐述,结合晚清翻译中的几种赞助模式,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朗。     

浅谈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受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据翻译研究流派理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对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特定思想意识形态,即强制性思想意识形态或受接受语文化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特定意识形态也决定了翻译文本的改写及改写策略。最后指出为达到更好的文化交流目的,非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