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行刑事证明标准的缺憾、原因与完善

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存在较多缺陷：标准过高,没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容易产生漏罪漏犯;标准太笼统,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对立和不均衡。因此,必须坚持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分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尚存在一些弊端。文章通过比较主要法系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结合我国现状，对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了一些思考。     

略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证明标准有争论,基本上可分为“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本文在分析“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理论依据及其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认为有罪判决标准居于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最上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是司法证明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最高标准。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根据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源自英美法系中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么我国的新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与英美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含义相同呢?对我国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又该如何理解呢?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思考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涉及相关的诉讼理论和原则,而且与诉讼实践紧密相连.本文探讨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检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完善之探讨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三个诉讼法统一实行的一元论的证明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介绍了西方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标准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方案。     

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近来,随着有关建立刑事证据法的讨论的逐步深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的确,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有罪裁判的尺度。本文首先界定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含义及其与诉讼证明、证明责任的关系,探讨了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最后在考察国外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作了初步构想。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我见

证明标准的最大特性,是其在实际操作中的主观性.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客观地确定主观真实要求下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再审视——以“合理怀疑”为切入点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明标准。随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生效,"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其中"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更是将刑事诉讼中应当秉持何种证明标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重新审视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所采循之证明标准,"合理怀疑"问题首当其冲。     

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标准,是一个标准的两种表述。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客观事实标准存在忽视甚至否认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缺乏可操作性等弊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体现诉讼的阶段性,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主体采取不同的证明要求。     

略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诉讼中与推定和自由心证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确立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考虑诉讼模式、行政诉讼的目的、审理对象、举证责任、审理程度、案件复杂程度以及国际上的通行作法等因素综合确定。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盖然性优势标准 ,这一标准又可分为一般盖然性、确信盖然性与必然盖然性三种优势等级。对原告与被告以及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盖然性优势要求不同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获取犯罪证据的有效侦查手段,它也是可能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因此,国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证明标准或条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搜查法律规范非常粗放,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侦查机关无须向第三者证明采取搜查措施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的搜查屡见不鲜。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制度和技术性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搜查实为必要。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浅析--以我国刑事诉讼法"案件事实"为视角的分析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本文从认识论、价值取向与现实分析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论述,认为“客观真实”观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而“法律真实”观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主流诉讼价值观的要求。因此应提倡以“法律真实”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其中它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典型类型,但是此条款过于原则化、系统化．本文在分析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特殊性的基础上,探析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特殊规则．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论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从“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到“盖然性”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而不断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明标准进行了界定，但这个界定并不是非常明确，降低了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解决实践操作中的困难，应选择“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并在实践过程中对证明标准的适用进行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