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

马一浮的新儒学思想主要由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构成。在文化方面,提出“六艺论”,认为在所有的学术中,惟有儒学真正圆满地体现和代表了人类学术和文化的根本目的和方向,其他学术不过儒家六艺的流失而已。故此他主张以儒家六艺赅摄一切学术,其中包括西学。在哲学方面,提出“义理名相论”,于本体论主张理气一元,心性一元,于认识论主张知行合一,性修不二。马一浮是民国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不图名,不图利,默默无闻地为阐发儒学精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其新儒学思想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后现代视野看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

现代新儒学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文化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表现出了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基本背景、力图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的理论意向。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意旨,是力图对反于相对主义、平面化和碎片化,以深度整合的方式将作为人类文化之基本形态的宗教、哲学、科学乃至艺术在精神归趋上统贯为一,使之收归于“仁心”。就处理宗教、哲学与科学之整体关系的基本取向而言,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家可以说是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所可能有的两种正反相对的基本选择。如何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条“从容中道”,以寻求人类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值得深长思之。     

"新儒学"、"后新儒学"、"现代"与"后现代"——最近十余年来的省察与思考之一斑

本文将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现代"与"后现代",对近十年来的思考发展做一省察。首先,针对的是一九九四以前的一些思想生命史的回顾,而归结于《麦迪逊手记——后新儒学的怀想》。之后,对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的对比区分,提出梗概。再者,随着世代的变迁,后现代的存在处境与现代及前现代并不相同,连带地,后新儒学有着新的转折、回返、承继、批判与发展。相对而言,这是由"以心控身"转而"身心一如","内圣外王"转而"外王内圣"的发展。凡此种种,又紧密关联到"存有的连续观"与"存有的断裂观"的对比。在这样的张力中,有一可能的新视点,对于存有论、知识论、实践哲学诸层面展开新的论述,进而有助于人类文明多元互动与交谈之可能。     

儒家整体主义话语的后现代反思

儒学的整体主义思路由来已久,至现代新儒学而达其高峰。通过对传统儒学整体观的阐发及有意识地汲取西方古典哲学的本体论思想,新儒学建立了一套能够融合现代意识的新的整体主义论说构架。本文认真地探索了这种整体论话语建立的逻辑基础,并指出其向实践层面上演绎可能导致的一些偏差,尤其在全球多元对话的今天已经面临的严重危机。因此而以为儒学发展的下一思路应当是从对整体主义/本体论的舍弃入手,并借此而从新儒学中步出,趋向一更富包容性与广泛现实品格的当代后儒学。     

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东西文化调和之检讨--论贺麟的文化观

回顾一下 2 0世纪儒家人文学的发展 ,就会发现一条由思想到学术 ,亦即从新儒学体系的建构到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的演进线索。这表现在 ,不仅本世纪几个著名的新儒学体系均产生于前期 ,而后期则极少此类建构性努力 ,而且 ,新儒家本人亦多有由思想到学术的学思历程。对此 ,人们可能会满足于从社会—政治、历史的变迁层面来解释 ,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 ,贺麟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自觉开始了这一转变。贺本人以一种非建构的态度对待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展 ,作于抗战时期的《文化与人生》就是其具体表现。只是他对于儒学“现代化”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

“五四”是20世纪一个永不衰竭的话题。“五四”使许多人都有一种历史的晚生感。“五四”使我们迅速地跨入了现代,而更重要的是,一切在“五四”都已经发生过了。20世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讲述“五四”的故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也不过是“五四”这个历史本文的不断复制与改写。“回到五四”久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变革的一种策略和标识。这不仅因为“五四”构成了中国现代发展的一种深远背景,而且因为“五四”原始情境的复述往往为当代思想发展所遭遇的困惑提供某种解释。 “五四”是一个价值重估与价值重建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五四”常常直接意指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思想高潮。今天,“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传统,成为了我们精神与思想的重要资源与依据。“五四”时期从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进步等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准衡。无疑,     

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本体伦理学发展

本文对“后现代”进行了探讨,指出后现代社会作为对现代性的发展,具有两重性,并包含着对人自身发展的危害,因此而提出人在后现代社会中仍需进行自我精神修养的问题,以便借此认识自我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而这也就是需要发展儒学尤其是儒家本体伦理学的理由。为应对一些西方学者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儒学的原始经典,文中提出以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解读文本意图,以克服偏见与盲目性。为探究儒家精神的真谛,本文勾勒了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以为后现代社会的出现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由此而提出了在当今后现代语境中发展新新儒学的可能。最后质问了儒学本体论和道德论能否被解构的问题,并提出在解构中建构的方法与原则。     

贺麟翻译经历与思想变迁考析

贺麟先生的高足高全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贺麟的译者生涯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贺麟。这一观点基本明确了新中国的成立可以作为贺麟翻译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际线,为深入贺麟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该文梳理、回溯两个阶段的贺麟在翻译动机与经历、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翻译思想与建树3个方面的变迁,诠释其间翻译实践与主张新的内容,再现贺麟不平凡的译者人生。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一种现代新儒学视角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文化理性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道德活力的长期作用。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必然担负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而当代中国经济能否展现活力也取决于儒学能否与现代精神融合。该研究试图阐明：现代中国的种种迹象表明,儒家哲学具有高度适应力和灵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个性发挥的产物。     

现代新儒学评诂

现代新儒学评诂邵汉明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文化思潮。它产生于五四时期。５０年代以后，大陆奉行马克思主义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新儒学失去应有的生存土壤和市场，它的中心便从中国大陆转移一了港台和海外。几十年来，经过新儒家学者们的苦...     

“大学之道”思想对大学道德文化建设的启示——基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思考

大学历来是文化教育的一个高地,在推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之道”既是《大学》的根本纲领旨趣,更是儒学“垂世立教”的主要内涵。当今中国一部分大学生面临着社会价值感缺失和精神层面滑坡等道德素质问题,从现代大学视角阐明“大学之道”的内涵,对于激励大学生成长意义重大。该文论述了“大学之道”的独特思想品格和深远历史影响,并从“大学之道”思想的理论意蕴、“大学之道”思想的现实困境、构建大学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3个方面阐释了“大学之道”思想对于大学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期为建设现代大学道德文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在后现代状态下重建儒学传统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后现代状态下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含义及其与传统的关系;第二部分涉及“后儒学价值”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东亚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第三部分论述儒家传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在后现代状态下的现实意义;第四部分探讨了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儒学传统的重建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重视儒学文化在构建企业文化中的作用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心魂”所在,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永恒动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对中国社会的演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中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潜移默化地体现在诸多方面。我们要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发展中国化的企业文化,建立中国化的企业道德价值体系,促进新时代中国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时代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及其价值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作为明代儒学的发展高峰,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主要观点中饱含着经世致用思想。这种经世致用思想风格不仅体现在王阳明的学术体系中,还充分彰显在其创立者王阳明个人的生平实践活动中。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着积极价值。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创新性的解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使其对我们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定远大志向、创新精神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

论文提出 ,在经历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儒学思想家大都走向了“气质之性”(条理之性 )的人性一元论。元明的这种人性论虽然多非自然人性论 ,仍然主张存理遏欲 ,但这种人性论往往不再坚持性善论 ,使得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学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从而形成了儒学发展及其经典诠释的新课题。而造成和推动这种转向的原因 ,与其说反映了明代市民社会的兴起 ,倒不如说是元明以来思想家们的“哲学”的知性探究本身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决定的作用。有鉴于此 ,作者强调了哲学史诠释在古代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性。     

“中国思想”的惑与道

“中国思想”是中国话语权的根基,是“外宣”的“水之源,木之本”。所谓“中国思想”,指的是既符合人类时代要求、又符合中国发展需要,从古今中外汲取养分而成的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论孔子儒学之精华

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都是历史地、有规律地逐渐积累、形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这是和孔子以及由他创始的儒学分不开的。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秦皇汉武,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不仅是先秦时期的显学,而且自汉武帝定为国学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为止,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之久,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 对于传统精神,毛泽东有两点重要思想: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二是“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孔子儒学的研究,应当坚持这种正确的指导原则。     

现代新儒学研究述要

本文回溯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历程,对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具体而言,在重新审视新儒学的发展脉络、深入思考新儒学的学理建构、新儒学与多元思潮的会通、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及世界的关联等四个论域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新儒学研究的新内涵,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也创新了新儒学的研究范式。     

后儒学的文化面向

牟宗三先生以理论系统之建构为标准,将儒学区分为先秦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当代的新儒学。当代新儒家则以三统之建构为主,此即道统、政统及学统,尤其是开出知性主体及民主建国更为重心所在。当牟先生过世之后,新儒学已迈入后儒学的时代。后儒学重点并不在对儒学本身系统的重构,而是以儒学的角度响应时代的问题以充分展现儒学的实践性与实用性。拜科学技术进步之赐,人类文明已有异质性、跳跃性发展。新时代的文明已不再只是量的差别而在根本性质上便已不同。此中,全球化趋势及其衍生的问题将是后儒学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所在。无论是环境生态、文化冲突、贸易平衡以至于国际关系,无一不是在全球化的场景中展开。因此,后儒学首先便要以全球化趋势及其问题为核心,由是而逐步建构一相应的理论系统,完整掌握21世纪的发展,同时也在这样的发展中恢复儒学的实践力与时代性。此中,我们遭遇到的主要问题,便是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如何建立。儒学研究者往往限在人文学科,尤其文史哲的领域,如何能有效使儒学亦进入其它社会及自然科学而产生整合效果,应当是后儒学的主要挑战。     

读汤一介先生《〈中国儒学史〉总序》的几点体会

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由一批著名学者分撰的《中国儒学史》,计450万字,从先秦写到现代,时间跨度2500年,详述了儒学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汤先生为该书所写总序,洋洋五万余言,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儒学史》写作指导思想、写作视野、编写方式、全书特色的宏观论述,因此是一篇高水平的切合全书内容的总序;另一方面它又是改革开放以来汤先生对儒学研究一系列哲学思考的一次总汇和结晶,它超出了一般书序,是可以独立成书的,它展示汤先生老年时期自由的思想、独立的见解、创新的观念,体现了他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学术潮流的风采。总序是一篇下了大功夫的厚重之作,是汤先生晚年最具系统性、学术性、理论性的作品,可以称为"汤一介晚年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