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的内在理路——以“仁”的主体演变为主线

“仁”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儒学寄于理想人格的主要特征。在儒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仁”所赖以存在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内涵,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理想中的圣人,汉唐时期现实中的圣人,宋明时期人人皆为圣人。由此,儒学的外王之路也由“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     

焦竑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

焦竑认为孔孟之“学”是尽性至命之学,是对天道性命的体会,而他之所以重视对“学”的问题的讨论,则在于他要从根本上去把握儒学的精神。而把握儒学精神同时也出于三教会通的需要,因为须对三教各自的精神有所把握,才可找到三教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本文认为,儒家心性之学成为焦的着眼点。此心性之学在焦那里即为“尽性至命”之学,是他力图在一个平等的、深刻的立场上去解决三教会通问题的一个可能依据。在焦看来,三教都是尽性至命的体道之学,佛、老并非只作为孔孟的补充或者必须依附于儒家才能存在。儒者之人生理想是要学以知性复性、尽性至命,这同样也是佛道之根本追求。     

孔子政德思想论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其所创立的儒学,以仁和礼为精神内核,以伦理道德作为思想底色,以德治仁政作为理想社会治理追求。在道德化的理想政治秩序建构设想中,孔子认为,居上位的为政者发挥着“以己正人”的引领性作用,由此对其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劝诫,进而形成了儒家特有的政德思想体系。以《论语》作为经典文本来考察,笔者认为,孔子政德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以上率下,身正令行;其二,以礼立身,克己复礼;其三,以仁为本,仁为己任;其四,以民为本,博施于民。尽管孔子其学其思时隔今天已两千多年,但时至今日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讲政德”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新时代党员干部“讲政德”仍有必要从孔子等先贤圣哲那里汲取精神滋养。     

“圣之时者”与“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已经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标签,但其内涵却言人人殊。儒家哲学是天道与人道的会通,"圣人"是"天人合德"的典范。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是赞美孔子体现了儒家至德"中庸"之"时中"。"圣"即"通","时中"必然基于"主体—本体"之自通。儒家的"天道"表现为"天时","人道"之心性本体也具有内在的时间意识。"圣之时者"提供了"天人合一"在"时"中证成的可能性。"时"的内涵与情感、艺术、体知等都有关系,体现了儒学的独特价值,是一种整全的认知方式。     

从“内圣外王”到“礼法合治”——汤一介先生论儒学的现代化

汤一介先生指出,儒学要现代化,必须先研究其基本精神,即理想主义和人本主义,二者结合的价值在于教人做人的道理,在于获得真善美的境界。"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企图由内圣开出外王,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体系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儒学内圣之道以及"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张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导致重人治不重法治。必须批判地继承儒家传统中"礼法合治"的精神,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的法治精神。     

刍议“士”君子理想及其当代发扬

“士”作为传统知识人群,同时作为古代中国独有的社会阶层,被视为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重要建设力量。“士”作为政治、文化领域的先进分子,出于其特殊的社会角色,从来以“道”自任,其修德以成“君子”的人格理想,恰是根源于“内圣外王”的精神理想、“士志于道”的价值追寻,以及包括“修齐治平”在内的人生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塑造了中华民族重德守礼、修德利人的美好品行。时至今日,中华民族追寻“君子”理想的精神传统薪火相传,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富于德育价值,是培育当代“君子”人格的重要资源。     

论儒学的科学思想

论儒学的科学思想蔡报文一、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与庄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体完成自己内在的真性，成为“真人”一样，儒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亦是如何使个体完成自己内在的人性，成为圣人；与庄学将“道”作为天地万物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本体一样，儒学亦将“道”作为人以...     

《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目录

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以雍也》）这里,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也作为观察社会现象,处理社会问题的总的方法或原则。孔子在《中庸》中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讲执政要去掉两种极端,而采用“中”的原则进行统治。他认为有道德的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目录~~     

儒学中的事实认定与价值主张——以由之知之、三纲尊卑、差等之爱三题为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纲尊卑、“差等之爱”三说,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儒家的价值主张,但事实上,无论从命题本身的形式来看,还是从历代大儒的理解来看,它们都只是儒家所认定的社会事实,而儒家在这三个方面的真正主张分别在于且完全在于“由之而自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尤其是“君仁父慈夫义”)和“扩而充之”。通过这些主张,儒家希望能够达成三种理想状况：自我启蒙但随处可安、上下有别但情意交通、亲疏有别但仁爱无疆。儒家在以上三个议题上的论述是全面、平正且极具理论和现实价值的,而贯穿其中的事实认定和价值主张的区别,则是我们解读儒学乃至一切学说的重要工具。     

儒家经典的首部法译本《孔子或君王之道》述论

1687年,弗朗索瓦·贝尼耶完成了儒家经典的首部法译本,命名为《孔子或君王之道》。该部作品在之后的三百余年间并未出版,所以不为中外学者们所熟知。本文通过分析贝尼耶的生平,《孔子或君王之道》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关系和不同以及贝尼耶的儒学思想,以促进学界对该部译著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

本文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这是其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在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学术层面能将孔子与后来的儒学、儒教区别开来,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成就作平实的评估.本文认为传统与现代可以沟通,但反传统毕竟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任何具有文化价值的思想学说,它的恒在意义只有在时代之镜的折射下才会发放出它的光彩.     

先秦文人君子人格的丰富性探讨--以屈原为中心的考察

屈原的行为在先秦时代具有特殊性,其行为方式,并不是先秦时代君子人格的典范形态,所以,后代学者认为,屈原有"小人儒"的倾向,而背离"君子儒"人格.本文通过屈原行为与孔子行为的对比,以及对屈原行为产生原因的考察,讨论了圣人人格与屈原人格的差异,并把庄子和屈原进行对比,发见庄子人格与圣人人格的一致性.文章以此说明先秦君子人格的无限丰富性.     

儒学复兴与西汉官僚的政治操守

西汉盛世来临,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与过去的差别,但核心价值是儒学的复兴。西汉盛世的儒学之士信奉孔子思想,都是有坚守的理想主义者,如辕固生固然是其中代表,而儒学复兴最有力的倡导者董仲舒更是揭示了君权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的政治宗旨,以君权神授的主张实现限制君权的目的。董仲舒把自己的主张运用在政治操守之中,成为西汉儒生官僚在政治操守方面的典范。而以儒生而至大官的公孙弘、宽,以及其他众多官僚,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他们的言论必称经典,反映其尊孔精神,而其行为,也大体以正直、直谏、忠世论,虽各人不免有过失过错,但大节不失。他们基本合于圣人对儒生的要求,其政治主张也更多体现爱民忠君之精神。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儒家君子人格对秘书礼仪修养的意义

儒家理想人格为“文质彬彬”之君子,君子要实现文质互补,内在人格与外在礼仪和谐一致。儒家传统的礼仪思想可以培养秘书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与高尚人格,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形成恰当的礼仪行为。     

《周易》管理思想试探

本文认为 ,易道具有超越性与操作性的统一 ,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理念。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周易管理思想的特点。一是 ,在肯定“利”作为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基本动力的前提下 ,揭示出“利”背后的“义”的作用 ,透视了管理者之“利”与管理之“义”的统一关系。二是 ,区别于以效率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管理 ,将“和”确定为评价管理成效的根本标准。三是 ,区别于老子尚阴无为的政治哲学 ,《周易》体现出典型的有为主义的治世理念。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道德的冷峻——《老子》道德政治观新探

众所周知,《老子》虽极富哲学思辩之“吊诡”,却又极重其“道”之能有所用,道德经五千言,强半在说治天下的方略大计。可知,道家学派在初兴之际,是和儒家学派一样积极入世的。当然,入世者亦将有如何入世的区别,而在学界不少人的心目中,《老子》所表述的政治思想,只是冰冷理性的体现,绝无温情仁爱的道德情感可言。于是,一种颇觉简单的结论便自然出现:道家初祖的治世术,是以客观的法则规律为依据的,不像儒家之创始者那样执着于亲情仁义的社会规范。这种结论宜其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老子》之中确乎有着“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之类的论说,而且又明确说过“治国如用兵”的话,用兵打仗,你死我活,当时似乎还没有不许虐待俘虏的约法,既然如此,政治不就和战争一样是残酷无情的吗?初看去,这一切都来得振振有词,不容置疑。不过,倘若本着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原则     

从《乐记》论孔子“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解释思想,也是中国最早、最为基本、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学原则。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孔子何以要"述而不作",以及孔子如何"述而不作",凡此皆可借助《乐记》这一儒家经典文献获得深一层理解。"作"与"述"的观念跟古人解释"乾"与"坤"、"乐"与"礼"、"道"与"德"关系的思想方式相同,二者一体而二面,相对待而成立、而存在。"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身份的自觉意识,对"斯文在兹"历史使命的主动承担。孔子通过解释"六经",传承并开显礼乐文化精义,以天地之道和人性之端为礼乐根本,并将"礼乐之情"与"礼乐之文"结合起来,其"述"充满创造性。孔子在述文武周公之志时,向世人演示了"述而不作"的生动范例。孔子之被称为"圣之时者"、"至圣",与他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密切相关。此一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重大。     

儒家人格美理想与梁漱溟的“君子”形象

儒家人格美理想即是君子,其人格美内涵主要是浩然之气、勤于思而敏于行与尽名分、反躬自省等方面,本文相应地从三个方面分析现代大儒梁漱溟与儒家人格美理想的对应性,从而确证梁漱溟正是儒家所谓的君子,其言其行体现的正是君子风范。     

浅析儒家的"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是儒家孜孜以求和极力推崇的理想人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儒家认为君子应当有一颗仁爱之心,高远的志向,重义轻利,与人为善等品质."君子人格"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