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圣人观与致良知学说

该文围绕王阳明的圣人观和致良知学说展开。从圣人观的核心谈起,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是成圣的前提和内在依据,由此主张“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观点,让圣人这一概念平民化。关于成圣的实践,王阳明认为良知的发用流行是成圣的重要实践过程,停留在知良知是不够的,而要做到致良知,在生活中不断追求天理,摒弃私欲,将纯乎天理的良知显露。王阳明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出发,从“成己”和“成物”两个角度,阐明了万物一体的圣人境界。而如今,王阳明的圣人观对个人和社会仍有很大价值,不仅有助于提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且对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影响。     

新时代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及其价值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作为明代儒学的发展高峰,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主要观点中饱含着经世致用思想。这种经世致用思想风格不仅体现在王阳明的学术体系中,还充分彰显在其创立者王阳明个人的生平实践活动中。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着积极价值。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创新性的解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使其对我们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定远大志向、创新精神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从对待阳明心学的态度看钟芳的程朱理学立场

钟芳与王阳明相交颇深,在与罗钦顺、吕柟的书信中反复论及王阳明的学说。在这些书信及为王阳明作的祭文中,钟芳对王阳明学说“置之不与辨”的态度及借用“知行合一”言辞的举措让人误以为钟芳是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调和论者,甚至是阳明心学的崇尚者。钟芳虽说“不辨”,实则多次表达对王阳明舍弃博学格物功夫及“致良知”学说的不赞同。钟芳“知以利行,行以践知”的观念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大相径庭。钟芳始终是坚定的程朱理学者。     

朱熹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性研究

朱熹与王阳明均对“格物致知”思想作了全面细致的阐释,朱熹主张格物为致知起作用,王阳明则提出致知为格物起作用。首先,从“格物致知”的对象而言,朱熹主张格尽外界事物之理,王阳明则强调必须寻求个体内心的善;其次,从“格物致知”的过程而言,朱熹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王阳明则提出“格物”的过程就是格个体内心意念的过程;最后,从“格物致知”的结果而言,朱熹追求穷尽事物之理,王阳明则希望通过良知为善去恶。     

王阳明带兵

王阳明,即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他因曾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人们尊称他为阳明先生。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他创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一扫当年沉郁的学术空气,成为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但知道他会带兵打仗的人却不多,如此一个文弱书生,     

从“天理”到“良知”——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

王阳明以朱学为背景,提出"良知即天理"。"良知"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以"天理"释"良知",进而以"良知"代"天理"的过程。王阳明主张"良知即天理",却甚少提到"天理即良知"。在其学说中,"天理"与"良知"的地位、含义并不相同。从"天理"到"良知"的转换不仅是其为学进路的变化、"觉民行道"政治方案的落实,更开启了从性其情到情其性的美学范式的转换,引领了晚明时期新的美学思潮。     

如何在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中“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的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比如,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程朱的“知先行后”;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知可以兼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而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知行”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行而后有真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结合本人工作实际,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如何开展好基层党建工作,自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新时期党建工作,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就必须用“知”来指导“行”,用“行”来实践“知”,做到“知行合一”。     

明代心学的理论建构与《大学》诠释——以王阳明为中心

阳明心学将宋明理学在心性领域的探讨推进到精微的地步。王阳明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围绕其对《大学》的诠释进行的。阳明以对朱子《大学》新改本及其"格物说"的批评为起点,逐步建立起其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工夫,以心性合一、心理合一、知行合一和本体工夫合一为导向的心学思想体系。而阳明心学思想的顶点及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通过对阳明的《大学》诠释和其思想建构脉络的梳理,我们得以理解以《大学》为核心的四书诠释如何影响了阳明心学的发展进程,以及宋明经学与理学互动的广度和深度。     

超以象外——汉诗“诗中有画”的再思考

“诗言志、歌咏言。”汉文化是诗的文化,汉诗是汉文化之精华。弘扬汉文化必须弘扬汉诗,汉文化之教学研究必须将汉诗列为重点。在汉诗的教学研究中选取何种视角,应用何种理论,是海内外汉文化教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课题,亦是汉诗教学研究领域众所关心的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诗歌与绘画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在世界学林方兴未艾。比较文艺学(comparative arts)作为一门新兴人文艺术学科已被纳入不少高校的课程。这门学科在文学教学研究的传统模式之外另辟蹊径,在文学教学研究中能收触类旁通之效,在对一国或一民族文化的总体认识上亦能获融会贯通之益。比较文艺学的兴起影响冲击了汉诗教学研究之常规,促使我们推陈出新,对之进行必要的改革。 如何将现代比较文艺学理论应用于汉诗教学研究,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依笔者之见,从中国传统诗学“诗中有画”这一命题出发,综合应用现代比较文艺学、诗歌符号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将汉诗     

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兼与胡明、郭英德二位先生商榷

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 ,已经做了许多文章。本人也曾发表过《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一文 (见《东方丛刊》0 2年 1期 ) ,正面阐述了我的见解。尽管仍有不同意见 (很正常 ) ,但经过讨论 ,中国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 ,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 ,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或进行现代阐释 ,从而凸显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基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实践正在展开 ,也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读到了今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 ,对 …     

现代汉语双重否定式双音词分析

该文以现代汉语中的“莫非”“莫不”“无不”这三个双重否定词为研究对象,学习借鉴了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语义学、语用学、功能主义语言学等理论,对其语义及语用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上述三个双音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性质与功用,以期在语言交流过程中,最大化地降低交流繁琐程度,避免错误交流的出现。     

武术课堂教学过程最优化模式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实验研究等方法，以现代教育系统论度“素质教育”理论为理论依据，对现行普通高校体育武术课堂教学过程的教学目标、内容、进度、教学法度评估体系等各主要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合理的优化与整合。     

阳明学在日本企业中的实践

阳明学的核心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倒幕维新的志士不是阳明学者就是阳明学的仰慕者,阳明思想成为维新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日本的阳明学者把阳明学创造性地用在了企业经营中,通过“知行合一”“致良知”创造了独特的经营哲学,实践阳明思想,对日本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至深。     

浙黔原创大剧再现王阳明传奇人生 《此心光明》演绎一代宗师

正500多年前,一代儒学宗师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他中年为官,因触怒宦官,被贬至贵州龙场。在龙场这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最终悟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他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成为心学集大成者。他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而且上马能战,下马能文,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被誉为"真三不朽者"。王阳明是浙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的     

王守仁“致良知”的当代意义

“良知”一词最早由孟子提出,良知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直至明代,心学儒者王守仁又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培养方式。本文从“致良知”的含义入手阐述“致良知”的方法和意义,继而将“致良知”与当代道德现状相结合,阐述如何在当代社会独善其身,从而改变社会道德风尚。     

论余华《兄弟》的翻译形象塑造——以何碧玉译本为例

形象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将“形象”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框架下探究外译过程中的他者形象塑造问题。以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小说《兄弟》的法译本为例,以形象学为理论框架,可以结合法国主流报刊对《兄弟》法译本的评价情况,从文本层面分析译本如何通过平衡身体叙事、回归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对“文革”“改革开放”等时代特色形象的构建来对原文本的性别和文化形象进行塑造,从而探析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中国文化形象塑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古代廉洁文化融入国企思想教育工作的实践研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进入新时期之后,受到各类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内部出现了“员工敬业精神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部分“95后”“00后”员工,其思想情感任性、价值观念转换速度快,在企业中难以安心工作。要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国有企业思政工作的质量,发挥出思政工作在文化建设、价值塑造及思想引领上的作用,使古代廉洁文化进入国企思想教育工作中,可显著提高教育能效。文章分析了廉洁的相关概念,探究了古代廉洁文化融入国企思想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并从统筹规划,循序融入;创新方法,优化载体;完善机制,提供保障三个角度总结了古代廉洁文化融入国企思想教育工作的具体措施。     

多维视野与心态研究

明代文学研究也像中国的其他现代学术领域一样 ,经过约一个世纪左右的历程 ,在研究方式上似乎走了一条由综合到分科并再到综合的发展模式。中国的传统学术是强调文史不分家的 ,所以谈文学总离不开历史、哲学等领域 ,王阳明是著名的哲学家 ,但在早期的几部明代文学史著作中 ,却很少有人不谈到他的 ,从明代的王世贞到现代的钱基博都是如此。可是到了建国后所写的文学史里 ,就再也难以见到有人专谈王阳明的文学创作了。因为 2 0世纪是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形成时期 ,学科分工越来越细 ,当然也就各有自己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既然王阳明被划分…     

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文艺学史与当代学术转换”研讨会综述

近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发起举行了一次名为“文艺学史与当代学术转换”的座谈会。会议的参加者基本上囊括了北京地区从事古代文论专业的优秀学者 ,也包括发起单位的一些专业研究者。近些年来 ,国内的古代文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黄卓越认为 ,如果说这种进展在以前还是如地底的潜流无声地流淌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对于古代文论界所称道的转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西安会议所称的“现代转换” ,是主要就古代文论资源的利用而言的 ,这个话题目前文论界已经深入到了哪一步…     

中国传统城市向心性空间图式中地标的演变：以西安明城区和天津老城区为例

向心性空间图式在西方的空间哲学中体现为舒尔茨的“场所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表现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天人同构”的环境观。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中的体现反映于传统舆图。以天津市和西安市为例,分别统计其在古代和现代所具有地标的类型属性和空间结构,挖掘传统向心性空间图式在中国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中表现的异同。结论显示：地标的配置向可参与性、视觉刺激性和多元复合性演变,并且地标的拓扑向心性、层级性和复合性之间存在着关联。结论以期揭示中国传统空间观念和城市建设规律,为当代历史街区保护提供参考,并探索中国传统向心性空间图式在现代城市中的转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