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尺度。在建设和谐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分化与组合的现阶段,构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对于应对公民日益增大的参政诉求,使各利益群体通过协商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策略

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新利益群体的出现、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然而,政治参与制度不够完善,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政治参与的错误认识,也制约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必须加强政治参与制度、政治文化建设,重视政治参与实践教育,不断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试论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的输人模式——新视角下的“从群众中来”

根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设若决策机制完善，那么输入就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偏好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力量悬殊，决定中国共产党不能实行西方被动式的政策输入模式，放任二者进行利益博弈，而应坚持“从群众中来”，深入群众，主动代表弱势群体利益，限制强势群体对政策的过大影响力，以获得自主性，使公共政策体现公共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改革现有政策输入机制．更好地实现“从群众中来”。     

少数民族利益表达研究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社会的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分化,各个利益群体的政治意识日益觉醒,对群体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对政治过程的介入,都对政治体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更高要求。少数民族作为社会利益群体之一也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文章试对少数民族利益、利益群体的内涵进行阐发,并对当前少数民族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方式进行初步探索,以期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有所裨益。     

成就与困境：基层人大预算监督中的协商民主——从“合法性传送带”角度解读温岭“参与式预算”模式

浙江温岭人大预算监督中的协商民主,能够从保护少数群体利益和限制代表、政府自由裁量权两方面弥补代议民主在决策合法性上之不足,前者也在参与可行性、广泛性和参与效能不平等上存有缺陷,需要代议制的完善方能更好地传输合法性。温岭经验中“公众→人大→政府”协商过程。存在“合法性输送”的强、弱两种形式,也存在“温岭模式”中两处合法性断裂：人大代表民主化不足与利益组织化困境。只有这两个制度性壁垒有所突破,才能使“参与式预算”改革从根本上提升政府预算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和选举政治,仍是中国未来预算改革乃至宏观政治体制改革无可回避的两大主题。     

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群体极化”探析

网络所固有的特性使得网民参与政治以群体主体的形式出现，并且在网络政治参与中表现出“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双重影响，全面评价群体极化的影响，探索造成群体极化的深层原因，是引导网络政治群体理性参与政治的基础。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 “双一流”建设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对“双一流”建设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过程中，我国高校办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高校之间办学经费的差距，以及“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运行反馈等共同构成了问题流；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经验、学者意见和重点高校利益联盟的诉求组成了政策流；我国政府对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重视、国民情绪以及转型期利益群体的博弈构成了政治流。“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是上述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的过程还可以看出，我国重大教育政策议程设置中政策之窗的开启更多地集中在政治流中的重大事件。     

民主政治视野下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失范问题论析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的人员共同参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他们人数众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政治参与存在很多问题．致使出现诸多如自杀、罢工、集体上访等政治参与失范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多,需要我们认真探讨,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措施,使之重归合法、有序的参与轨道上来,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和谐力量。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群体创造”

当前,群体创造日渐成为网络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创新与发展的基本策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从中汲取经验,积极建设以网络和课堂为主的参与平台,把教学中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起来,鼓励并激发群体成员及群体之间开展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共同致力于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方法和载体等,真正服务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简论

曹魏集团从统治利益出发，适应当时的变革形势，注重与丈人的交往，并明确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明确了文章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文学招贤纳士，授学育才，颂德铭功，批判伐异，打破了“经明修经”的取士标准。促使了文学与政治结合，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古代丈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