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清初地方官员的《德政录》

正在《宁邑宁氏族谱》中,保存了一份完整的《守河南郡伯宁公德政实绩》(以下简称《德政录》)。"守河南郡伯宁公"为宁氏先祖、曾任河南知府的宁之凤(1610-1680)。因清代流行以古代同级官名称呼现任官员,故《德政录》及所附诗文均称其为"郡伯"或"太守"。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一地任职期满离任时,当地士民为表敬重和挽留之情,赠"万民伞"、立"德政碑"     

汉末会稽两骆氏

<正>骆姓的郡望中,最著名的一是内黄郡,一是会稽郡。会稽郡的骆氏,一般指的是乌伤(今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骆氏。《义乌骆氏宗谱》开篇就说:"东汉尚书郎雍临字季周公,与权相不合,避居义乌十五都分水塘,隐栖伏龙山,此义乌骆姓之所由始也。"史籍中所载的东汉骆俊、     

《新安大族志》之成就与影响

正"郡谱"或全国性统一的谱书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初有官方颁行的《氏族志》。元代,徽州出现一部记载地方氏族的《新安大族志》(以下简称《大族志》)。此后,又陆续涌现出《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形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目前,学界对《新安名族志》关注更多,主要是从它的编纂背     

江北夷道县的设置、合并与三国猇亭的“错位”

南北朝时期,后梁政权在长江北岸设置了宜都郡夷道县,与江南陈朝宜都郡夷道县相对应。江南夷道县即两汉三国时期的"夷道县",只辖江南部分区域,不辖江北地区。至唐贞观年间,废江北夷道县入江南宜都县(汉夷道县,陈朝改为宜都县)。自此,宜都县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一直横跨长江南北。这正是《大清一统志》将三国古战场"猇亭"错误地移至江北岸之虎脑背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今天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江北虎脑背即猇亭之战发生地与《三国志》记载刘备"于夷道猇亭驻营"并不矛盾的重要因素。     

索氏考述

正敦煌遗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第二《陇右道·四郡》记载:凉州武威郡,出六姓:索、石、贾、安、廖、阴。据《太平寰宇记》:"武威郡六姓:贾、阴、索、安、曹、石。"索氏,出自子姓,商时期的七公族之一,是商汤的后代。索氏望族出于敦煌、武威。索氏的得姓,至今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望族居于武威郡,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一带。本文     

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曰邛,皆夷种也。"本文据此记载及其它相关史料考证,认为原蜀国确存在有邛人。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之邛人部落"邛都夷"却分布于滇以北越巂郡"邛池"一带。那么,蜀地邛人与越巂郡的邛都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孰源孰流?蜀地的大石文化遗迹与越巂即今川西南发现的大石墓是否均是邛人所为?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此问题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看虽尚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于认识蜀与西南夷的关系以及蜀人的族系面貌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引起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论语·公冶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的两种诠释

<正>《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一章历来注家多有所看法。对于这个问题,张靖人在《〈论语〉"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阐释史述评》中,有所辨析,但作者认为程朱是强分仁恕,并且将朱熹的观点认作是为专制服务的,忽略了程朱解释《论语》的积极意义(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另外,杨逢彬先生认为,"加"字中没有"陵"的含义。(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程蒂认为,"‘加’解释为‘施加、强加’为宜"(《〈论语·公冶长〉篇疑难词语札记》,《湖北师     

《三国志》中的几位奇女子

陈寿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界的鸿篇巨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二十四史”之“前四史”,是现存的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原始资料之一。由于陈寿亲身经历了蜀汉和西晋的更迭,是三国时期的“过来人”,所以他撰写的《三国志》事件翔实,内容精准,     

解读我国最早的城隍庙

正我国最早的城隍庙是安徽芜湖的城隍庙。1999年版的《辞海》"城隍"条目叙述:"古代神话所传守护城池的神。道教尊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中国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据说由《周礼》腊祭八神之一的水(即隍)庸(即城)演化而来。最早见于记载的为芜湖城隍,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辞海》中所说的"芜湖城隍"即为"芜湖城隍庙"。按照《辞海》的解释,"城隍"是"古代     

魏晋时期的吴氏郡望

<正>郡望之概念,尚无统一说法,《辞源》《辞海》《中国历史大词典》解释各异。胡阿祥先生认为,郡望是家族地域观念的表现,即显贵的家族世代聚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形式上一般以郡名表示,有时也写作姓望、族望、地望等;这种显贵的家族被称为郡姓,郡望具有顽固的继承性     

云南驿史话

云南驿曾是云南县的郡治驻地。早在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就在这里设置了云南县;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又在此设置了云南郡,管辖整个滇西地区。大理国时期,云南驿是大理国云南节度和     

四川历代《春秋》学略论

四川《春秋》学有二千多年的研究史,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时代性。两汉重《公羊》学,蜀汉重《左传》学,宋元《春秋》学具理学特色,清末民初《春秋》学呈现考据学性质。其发展大体上与全国学术潮流保持同步,但东汉和清中期相对落后。第二,不平衡性。汉魏、宋元、清末民国初达到了较高水平,而南北朝、隋唐、明代则又处于衰弱局面。四川地区绵延不断的《春秋》学脉,构建了区域性《春秋》学史。     

期待、心结与“试水”——《语言民俗学概要》序

一个学术"心结"和"试水"担当2004年,我在《民俗语言学》(增订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自序中,曾经写道:"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沉湎于钻研‘语言与民俗’问题,并从80年代初开始发表有关‘民俗语言学’著述,迄今约有二十年矣。"时光如梭,如今,又是一个十年。也就是说,我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三十多年了。可以说,我     

温州高氏《盘古新七公家训》

盘古高氏家族与《盘古新七公家训》 据盘古高氏谱牒资料记载,盘古高姓的郡望为渤海郡,其始祖为春秋齐太公之九世孙。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高氏也随之迁往江南,世则公居温州之九曲里,世则公曾孙不焰公徙居乐清馆头。     

唐甄祖籍考

唐甄是唐瑜的十一世孙,现将新近考证的《新唐氏世系表》附后。《兰溪唐氏文化》称唐瑜是兰溪市"东鲁郡"中的一支——"晋昌郡"。唐甄的思想理念与浙江省兰溪市黄店镇三泉村的唐姓祠堂要旨基本相似;达州唐氏族谱、墓志铭自称浙江金华的兰溪是唐甄的祖籍地;唐瑜将出生地浙江的"兰溪"、"东阳"在达州命名。唐甄的父亲唐阶泰在生病时说:"浙江之上,三泉之隩,我唐氏之所出也。"     

龚自珍的有我之诗

龚自珍不仅是独步一时的大诗人,也是震烁古今的大思想家。他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九》中又说:"群言之名‘我’也无算数,非圣人所名;圣何名?名之以不名。群言之名‘物’也无算数,非圣人所名;圣何名?名之曰‘我’。"将"我"视为万物之源,将"我"推到与     

潮阳县隶属考

正潮阳县,今为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位于广东省的东部,汕头市的西南部。本区在东晋之前尚属于揭阳县,东晋后始有作为县名的"潮阳"出现,后县域时有变化,但是其作为一个县级政区却一直保存下来。本文略考其隶属关系,以期厘清其演变的脉络。本区域政区的设置始于秦。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潮阳位于南海郡(治今广州     

张树声临终话诤言

<正>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对远行者的临别赠言或将逝者的临终遗言总会掀起涟漪的,因为这些言语寄托了他们的嘱托和劝勉之意,潜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情,是颇能动人心弦的。诸葛亮的《出师表》之所以传颂千古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被文中氤氲的悲情气氛所感动。在蜀汉政权"危急存亡之秋",诸     

《论语》中言与行的辩证关系探析

正《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论语》中有许多关于言与行的记载,涉及内容广泛,大至兴国安邦,小到个人交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语言观,从中也可窥探儒家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思想。它所反映的言行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敏于行而讷于言。"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观点是《论语》中最常见的关于言行关系的描述。《宪问》有:"子曰:‘邦有道,危言危     

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探析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思想的核心思想,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中各少数民族等措施。而对西部、西北少数民族,也是怀柔和抚与军事镇压两手并用。诸葛亮开明的民族思想和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蜀汉政权的巩固有着积极意义。诸葛亮"和抚怀柔"民族政策思想对当下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仍不乏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