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之中出新闻

在乡村采访,你若直接问村干部:“村里有啥新闻?”他们个个摇头;你若掏出笔记本采访农民,他们说上几句就卡壳;可你随随便便,东拉西扯地跟他们聊天,他们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说不定哪句话便成了新闻。我曾去黑林台村一农民家采访。这位农民购进几台草织机,组织10多名小青年加工草帘子,销往东陵区各砖场,经济效益很好。可我问他一句,他答     

大胡子和我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电视故事，被娱乐着的穷人们

有档民生故事栏目,收视不错,过年回老家,人们喷喷称赞。偏偏当地曾有一桩糗事被拍了去,讲姨夫和外甥女的不伦之事。不想上集播完有关部门把电视信号蔽了。人们就觉遗憾,问我那家人到底怎么回事？我说都是一个镇的,你们不知这事？大家摇头。镇上的“风流韵事”,当地人还多不知晓,却通过电视开了眼,可见这类电视节目多受欢迎啊。想想,那些充斥屏幕的稀奇事,多半来自社会底层。被摄入镜头的故事人物,没文化、经济能力弱的农民占大多数,他们家境贫困,很容易因一些棘手的境况而没了主张,也很容易为一些蝇头小利发生纷争,感觉到吃亏上当,求助无门时,就想到了电视,曝光可以为他们主持公道,为他们撑腰正理,为他们鸣冤出气……     

【砖拍系列零壹柒】肢体写作者陈村

他们是这样一类动物——如果我能每年组约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的一两部书稿,就能让出版社的头头见到我都会端出一副温婉如春风拂面般的笑容。——不算题记一“……我只是用肢体在写作。”陈村说。陈村是在谈论当代作家时这样说自己的。先说了史铁生的创作:“他和我们都有些不一样。因为残疾,因为命运对他不公正,他会思考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平时不去思考,或者不愿思考的,比如生命、时间、死亡和黑暗等。他所有的小说,包括《务虚笔记》,写得都像诗一样,很干净,这说明了他     

二米不等于六尺吗?——谈关系判断的应用

报载:某县干部下乡了解农民修建沼气池的情况。问一个农民道:“沼气池大约要挖多深?”农民答:“六尺即可。”县干部回城以后,在一次有关修建沼气池的会议上问一技术员:“你看到的沼气池农民是挖多深?”技术员答:“两米。”他马上显得很不高兴地批评说:“你这是怎么搞的嘛,农民说沼气池要挖六尺深,你却说是两米,两米有多长,够深吗?”结果,引起哄堂大笑。县委书记     

真情＋服务，办好农业节目

跟农民朋友聊天,问他们平时看些什么节目。好多农民朋友说,喜欢看农业节目,希望通过电视了解农业致富信息,学习人家的致富经验。相对于9亿农民,我国的农业电视节目少得可怜。地方台特别是县级台的农业节目,应着重在服务上多下功夫。     

“活鱼”得来何其易?

“这里我想推崇一下《丽水日报》。地处深山的《丽水日报》近两年来送评的作品很有竞争力,获奖作品总数引人注目。他们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多送鲜活短小的新闻作品,1991年,他们送评的《农民徐火松办起垃圾加工厂》这篇短新闻,全文500字,不去写农民经商,也不去写农民办一般性的工厂(这些已不稀罕),而是写徐火松别出心裁办垃圾加工厂,乡村农民争要他的产品、供不应求这     

要有勇气向上投稿

在电台做编辑工作,常碰上这样的遗憾事:有些通讯员来县站送的稿份量比较重,完全可以在省,市新闻单位打响,但他们没有及时向上投,结果外地类似的稿件却被播出或见报了。问其原因,通讯员不好意思地说:“我觉着不中,还是县站保险。”一个月前,我县(叶县)水寨乡一名通讯员写了一篇听众来信,反映农民急盼科技书刊下乡,很有针对性,但他没向上投稿。不几天,农民日报出现了类似的读者来信。我很为他惋惜。     

儿子·朋友

灯下,我把今年第一期《新闻知识》上刊登的关于老记者穆青与农民交朋友的故事,已读了多遍.每读一次都有一股激情在升腾。穆青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视庄户人为知己,除了用笔去讴歌他们的平凡的业迹外,诚恳地把农民当自己的朋友着待;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按说,新华社社长这个‘官’已做得不小了,但他却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他会的各种人中,常有衣衫不整的农民,他请他们吃饭、逛北京城,一位农民逝世了、他深情地撰写了碑文,这是一种多么高的思想境界。     

千万别忘掉中国人多这个国情

有的人现在把小汽车进入百姓家炒得火热。我问一位炒家,在人口太多,相对土地狭小的中国,人们现在连住房的地皮都难找,大家买了小汽车,晚上停在哪里?上街停在哪里?进机关上班停在哪里?北京现在堵车已很厉害,再增加三倍的车,你看会堵成什么样子?他说不上来。但他又说,北京城里家庭普及小汽车是二十年以后的事,现在是去大兴县、通县买房子便宜,去那里住,他们买上车有放处,进城方便。 新加坡很富有,但是小汽车不多,只三十几万辆。他们千方百计限制家庭小汽车,努力发展公共交通。泰国的曼谷,比新加坡穷,但是大家都想显富,政府也没加以限制,现在有三百多万辆小汽车。     

幸福，只需后退一小步

他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粗枝大叶;她和大多数女子一样,心细如发。于是新婚不久,他们的战争就常常一触即发。 争吵后的她总是一扭身走进卧室,狂生闷气;他则掉头坐在电脑前,狂打游戏;想起他的漫不经心,她越来越忧郁：想起她的斤斤计较,他越来越烦闷。于是,两人互不相让,越闹越僵。     

畅销书可遇亦可求——以接力出版社青年读物事业部4本畅销书为例

韬奋先生曾经在一篇题名为《机会》的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人参观一位著名艺术家的艺术室,看见里面排着许多神像,其中有一个神像的脸被头发掩得看不见,而两只脚上有两个翅膀。他问这是什么神?那位艺术家说:这是机会神。那个人问:为什么面孔掩蔽着?艺术家说:这是表示他到人的面前,人们往往不知道是他。那个人又问:为什么脚上长着翅膀?艺术家说:这是表示他去得很     

孜孜不倦一颗心——回忆记者王安民同志

1987年盛夏,我从宝鸡回陕西日报社。一天天黑,我看见王安民和爱人在院子乘凉,他在一架竹躺椅上仰躺着,爱人手单拿着把竹扇,陪着王安民说话。我亲热地唤了声:“民兄!”他抓住我伸出的手,握得很紧。我问他:“最近身体好吗?”他苦笑了一下,说:“腰疼,没上班。”见到老友,他很高兴,黑亮的眼睛望着我。看得出他病得很寂寞,很心急。听有的同志对我说,报社为照顾他的身体,让他一天只上半天班。我知道他的秉性,勤于工作,认真负责。他的字写得很好。他编的稿件,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抄的,标点符号都标得很准。他的字写得很小,很是匀溜,看他的稿子,那真是一种书法艺术的享受。他的书籍也多,特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著作,比我们的一批年轻编辑记者多。我对医学是外行,听他简单说了病痛,我也分析不出个子卯。我说:“你甭急,好好看病。”正说话间,由报社刚调到省教育厅工作的杨建国同志也来了。王安民和杨建国是好友,亦是同学,两人玩笑了一阵儿“野话”,我同杨建国便和他告別了。临走,他又一次握     

夸大是失实 缩小也是失实

我曾写过一篇介绍崇明农民铜管乐队的通讯刊登在《文汇报》上。采写这则通讯,在报道崇明农民铜管乐队支数和演奏员数时,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写新闻既不能夸大事实,又不能缩小事实,夸大和缩小同样是失实。调查农民铜管乐队有关数据,我最先找县文化馆的同志。他们告诉我,崇明有二三百支铜管乐队,演奏员有3000左右。我问这些数字来源,文化馆的同志说是推算出来的。我以为这个数字虽然很能“惊人”,但估计得来,很有夸大可能,不能写入新闻。崇明到底有多少支农民铜管乐队?我又去找县文化局的同志。他们手头有统计资料,但不完全。据已经上报的10多个乡的统计,共有56支。与文化局领导谈及稿子     

学会放下是一种幸运

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一只手卡在花瓶里了,怎么也拿不出来,疼得直哭。他的妈妈只好小心翼翼地将花瓶砸破,把他的手拿出来。小男孩的小手被花瓶挤压得通红,却仍然紧紧地攥着小拳头。小手心里紧紧攥着的,是一枚5分钱硬币。小男孩的妈妈很奇怪地问：“为什么不把手松开,那样不是很容易就能把手拿出来吗？”     

要用新的观念看待物价调整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一些东西涨价不满,更对一些东西可能再涨价担心。怕涨价,可以说是人们共同的心理,记者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前几天听了几位外地朋友讲的亲身感受,也使人不能不想到事情的另一面。广东的一位朋友说,他们那里鱼价很低的时候,市场上鱼少得可怜,很难买到吃上。前几年鱼价放开,一斤鱼涨到两元以上到三元左右,起初骂的人可多哩。但是农民们从涨价中看到养鱼划得来,养的人多了,结果上市量增加,鱼价下降,买鱼吃容易得很。他说,现在的鱼价比过去国家规定的牌价还是高了些,可是我们能经常吃到鱼了,这和过去不涨价却吃不上鱼相比,能说不是一件     

改“吴满有”为“刘玉厚”

初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十五章第三段写到“文采同志”闹的又一个笑话:另外一次,他在一个县委家里吃饭,想找几句话同主人谈谈,他便说:“你的胖胖的脸很像你父亲。”那个主人很奇怪,问:“你见过他老人家么?”他指着墙头挂的一张木刻像说:“这不是你父亲么?你看你的两个眼睛多像他。”不防备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对面的人,忍不住把满嘴的饭菜喷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吴满有嘛,你还不认识,同志,亏你还在延安住过。”“吴满有的像我看得多了,这个不是,这真不是你父亲么?”这段文字两次提到的“吴满有”,在1950年后印行的《太阳照在桑干…     

光荣事业之外

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说,一个作家的问题是当他献身于这种最为光荣的事业的时候,他还得养活自己。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他得找点儿别的路子来养活自己。有运气成为职业作家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只能单纯靠写作收入生活的作家会发现,他们生活在真正的贫困里。所以更多作家即便成名也并没有为了写作放弃他们原来的工作。写了《荒原》的英国诗人艾略特不喜欢他在劳埃德银行的工作,但他更不喜欢缺吃少穿的日子。     

关于杂文专栏

笔者的几位文友,有写小说、诗歌、散文的,有写通讯、大特写、大纪实的,有写汇报材料、领导讲话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爱看杂文。在一起闲谈时,他们很少谈这个话题。但最近有些变化,其中一人对我说,这些天《中国青年报》上的老猫连写了不少杂文说得很过瘾;另一个说,《人民日报》上的金采藢的杂文写得不错,《羊城晚报》的微音、农民日报的官伟勋,都写得多得很……他们忽然注意起杂文,很明显是专栏杂文家引起的效应。我由此想到,报刊为个人特设杂文专栏有许多好处。首先是它能集中发表某个好杂文家的杂文,使他的个人风格迅速凸现出来。东报发一篇,西报发一块,会淹没所有杂文家的风格。没了个人风格,报纸也很难树立自己的风格。其次是能够形成职业杂文家,推出大手笔。你给了某个杂文家一个专栏,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业余时间随随便便小打小闹,想写了写一篇,不想写就拉倒。写出好文章也行,写出坏的也可以;有进步更好,无进步也无所谓。因为没有压力!有了个人专栏,编辑要催他,稿子太差要返工;读者要挑剔,自己要面子。于是他就会加紧学习,狠练功夫。杂文作     

我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

他们是香港的"97一代",曾经困惑却懂得反思。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明确的国家身份只有当你和香港人深入地交流,才知道97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1997年之前的100多年,你在大街上问一个香港人,英国有哪两个政党,现在的内阁是哪个党执政,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香港文艺评论家梁文道和在电视上一样,善于说服。"港英教育最大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