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谈“出版难”

张静庐(1898～1969)是浙江镇海(今宁波)人,早年曾任天津《公民日报》、北平《公民日报》、上海泰东书局和上海《商报》编辑。1925年以后,曾在上海创办光华书局、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曾任经理。新中国建立后,他曾担任上海出版业联营书店总经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副处长、私     

从西方出版史看出版兴盛的条件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均属于世界出版大国。1988年,德国(东德和西德)的图书种类为75000种;法国为39000种;英国为62000种;美国为52000种;日本为45000种。然而,这些数字是在100年到200年前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在这些国家的出版史上都存在着一个兴盛时期,即在50到60年的时间内年图书出版量由不足     

还谈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前不久我出了一本小书《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出来后有点反响。一位出版界老同志写信给我，认为研究出版史，不能不评论历史功过，而功过也只能从文化上加以判断。正好，《中国编辑》的同志们也希望我就这个问题再谈谈，于是我用了这样一个题目。     

叶圣陶和编辑工作

叶圣陶和编辑工作叶至善我的父亲叶圣陶生于１８９４年，１９８８年逝世。他在晚年说：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回答说，他的职业是编辑。在一生中，他做编辑工作的时间最长，超过了６０年。他进商务印书馆正式当编辑，是１９２３年年初。在这之前一年，他和朋友们一同编...     

元代山西地区的信息传播与出版活动

元代中断了两宋时期确立的邸报发布制度,官方的信息传播活动主要集中于中书省,这是元朝统治者了解国内外情况的主要渠道.另一条渠道是在接见官员时听取他们的汇报,这也可以说是元朝"上闻"的一种基本形式.     

缅怀世纪老人戴孝侯

我国旧时称高寿的人为“人瑞”。戴孝侯是商务印书馆的“人瑞”。2000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为戴孝侯百岁华诞举办了祝寿茶话会。这在版协历史上给一名普通的出版工作者举行祝寿会还是第一次。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代表署长石宗源致辞祝福,称戴老是现代中国出版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见证     

邵洵美和他的出版事业

邵洵美(1906—1968)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集邮家。他出身于官宦家庭,早年赴欧洲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不久辞职退隐,从事自由职业,创办刊物,开设书店,投资出版业,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报刊。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他出资创办《时事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又于1938年主编了大型抗战刊物《自由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日伪势力威逼利诱他做汉奸,他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并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掷笔罢文,洁身自好,以集邮消磨时光。抗战胜利后,他复刊《…     

也谈重视出版史的研究

汪家熔同志的出版史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最近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老出版家王益同志为这本文集写了序。王老称赞这本文集中“有许多篇是花了极大的功夫、搜集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才能写出来的力作”,认为其中许多内容是已出商务史料“书中找不到而是对今天...     

新中国少儿读物出版50年

新中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是整个出版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经50年的沧桑。既获得过春天雨露的滋润，也经历了冬日“文革”风暴的摧残，终于从一株稚嫩的幼苗，茁壮地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据现有统计资料显示，从1950年至1998年，近半个世纪来，全国共计出版少年儿童读物99715种(其中新出65551种)，总印数107.21亿册，用纸量95.28万吨；这一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全国出版战线同志奋斗的结果，来之不易。现在我们重新打开一页页已经泛黄的历史档卷，回顾走过的历程，对于今天的出版工作者是不无教益的。     

我的自述

1933年,我没满16岁,在无锡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三。那时离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已有14年,我们的语文课(那时叫国文课)还尽教些《古文观止》上的东西,引起了同学的不满。有些同学怂恿我向老师作些表示,让我在上课时提出质问:“什么是‘时代’?什么是‘潮流’?”我傻里傻气地照办了。老     

我国古代出版管理体制的演变

“出版”这个词的产生,同我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有关,其字面意义为“出于印版”或“印出”。但是,“出版”做为一个概念的内涵远比“刻印”要丰富得多。随着历史的发展,由最初的搜集、整理、抄写、发布,到编辑、抄写、发行,进而发展到编辑、刻印、发行,直至近、现代的编辑、印制(包括排版、印刷、装订等)、发行。“出版”涵概了所有以传播为目的、以文字为主要     

两岸四地华文出版名流云集 亚洲出版研讨会在港举办

7月21日，两岸四地华文出版名流云集香港，亚洲出版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该研讨会由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出版总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和澳门出版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率团出席，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代表100多人了参加会议。     

情系出版志在后人--赵晓恩晚年的出版史研究

赵晓恩同志走了,这位性格爽朗、业务精通、处事干练、一生坚毅的出版老人,平静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听到噩耗以后,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我们和赵老相识几十年了,50年代初赵老在人民出版社时,吴道弘跟他在同一社里工作.60年代起,赵老先后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出版局工作,又跟方厚枢是同事.特别在改革开放,出版事业进入新时期的二十多年里,赵老和我们之间的接触更多了.     

职业理想:出版职业道德之魂

出版人的职业理想是和他的出版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出版的本质意义在于文化的整合、积累与传播,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为文化而出版,而非为利润而     

宋代政府对出版活动的监控

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书籍的流通范围,加深了书籍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在印刷术起步的唐朝,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出版活动进行具体的管理.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冯宿出使剑南西川,见"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他认为这种作法"有乖敬授之道",于是上书请求断禁.同年十二月"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①这是唐代政府对出版活动实施监控的实例.紧接唐代的另一个统一王朝宋朝,社会"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     

激励理论在出版工作中的运用

经过出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可否认,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矛盾新课题还不少。因此,追切需要我们结合自身工作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需要的激励机制,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文化视角,学人情怀——《出版文化史论》读后

《出版文化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是章宏伟新近结集出版的出版史论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下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活动。 本书虽然是单篇论文的结集,却有统一的构思和体例,并不使人感到零散杂乱。例如:上编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两宋出版业的四篇考述,都包括社会概况、图书政策、图书形态或形制、编校活动、出版物、图书贸易等方面的内容(隋唐五代和两宋增加“刻书事业”),已涵盖构成出版活动的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颇符合现代比较公认的出版定义。上编还有《论毛晋》、《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和《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三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明、清出版业和古代出版技术的发展概况。读者从上编收入的七篇论文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全貌,上编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出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