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历史:重新发现陈寅恪与傅斯年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乃至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大家,他们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史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有关二人史学成就的研究专著已有数部,但其中鲜有西方学者的手笔,而施耐德教授的《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尽管本书德文版已于14年前出版,中文译著于今日方才面世,但该书所持观点依然不乏可取之处,尤其是该书紧抓“真理与历史”这一深刻的史学主题,广泛采用西方史学中新兴的区分研究语言思想精华,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论,以陈寅恪与傅斯年为中心,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史学学人在面对国学与西学、传统与科学、史学与政治、史家与国家等一系列矛盾复杂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徘徊、彷徨的学术犹豫.     

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出版及其他

敦煌文献屡遭劫难,陈垣将劫余部分进行整理,完成了《敦煌劫余录》,经傅斯年襄助出版,陈寅恪在序言中高度评价该书的史学价值,并借此提出"敦煌学"这一命题,有力地促进了敦煌研究的深入发展。围绕该书出版链接了陈垣、傅斯年、陈寅恪等史学大师,他们"联袂"谱写了出版史上一段有些沉重的佳话,彰显了大师们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凡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人情谊。     

一代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家国命运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本书以中研院从组建到迁往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熵、游寿、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着重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及相关人员，由南京到四川李庄万里流亡的苦难历程，生动再现了傅斯年、梁思永以及与之相关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流学者，在艰难困苦中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的进取精神。     

刘半农与傅斯年的相识相交

刘半农与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名气的两个人物。刘半农是先生,编辑《新青年》,傅斯年是学生,创办并主编《新潮》杂志,他们有师生之名而无师生之实,在促进新文化运动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钱大昕与陈寅恪治史方法之比较——从一个侧面看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

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学家钱大昕之影响关系至密.陈寅恪治史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史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竹汀学派"的路数.但陈寅恪治史又表现出不同于钱大昕的时代特色.本文拟从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学术规范方面探讨陈寅恪对钱大昕的"接受";从家学渊源、致用目的、"宋学"接纳方面探讨二人的不同及陈寅恪对钱大昕的超越.     

新刊旧籍注意什么--《傅斯年全集》一、二卷审校识语

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傅斯年教授学问博大精深,全集内容丰富.1952年,台湾大学出版社虽出版过<傅孟真先生集>(傅先生字孟真);1980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虽出版过<傅斯年全集>,但此次经欧阳哲生先生主编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傅斯年全集>一、二卷,却下了一番功夫,因此与傅集的旧籍相比,此新刊全集一、二卷,可谓踵事增华,蔚为大观.但因该全集一、二卷文字浩繁,且系旧籍新刊,故编者难免千虑之失.通过审校<傅斯年全集>一、二卷,我认为新刊前人旧集,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不是考证——关于陈寅恪和鲁迅的一件逸事

首先声明,笔者不是鲁迅和陈寅恪的研究者,只是出于对两位大师的敬仰,有兴趣关注他们的逸事,缘起是在《学林散叶》一书中看到这样一则记载: “鲁迅1915年4月6日日记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但陈向来不谈及此事。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之嫌。” 寥寥数语,使我恨不知之详,遂生考证一番之念。然而我既缺考据之学问,也乏考究之资料,所以又不是考证,随笔而已—— 首先翻《鲁迅全集·日记》,以求验证,见“乙卯日记”1915年4月6日果记有此事,但鲁迅赠陈寅恪的书不是两本,而是三本,原文是:“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按:古汉语“或,邦也。”即“域”,不是鲁迅笔误)。于是,问题来了,鲁迅与陈寅恪有多大交情,同是赠书,为什么赠齐寿山一册,却一次赠陈寅恪三册(《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炭画》则为周作人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鲁迅何以如此厚待陈寅恪?     

陈寅恪的档案学思想

<正>陈寅恪生于中西思想碰撞的年代,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在治史中主张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对于思想史,认为"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治学和思想对于档案领域都可借鉴。一、文化本位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寅恪主张"文化本位论",即中国文化本位为体,吸取西方文明与文化为我所用。     

从傅斯年"被"气死说开去

1950年12月20日晚,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接受质询后,因脑溢血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消息传出,由他担任校长的台湾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情,甚至到省议会去抗议.这主要是受报刊对傅斯年之死大肆渲染的影响,使他们在情感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各种报道和传闻中,一个细节尤能搅动人心,即傅校长是被参议员郭国基"气死"的.     

淡泊明志藏书惠人——黄萱藏书研究

黄萱因"门风家学之优美",被选聘为陈寅恪的助教,帮助他学术研究14载.期间,她购买了大量书籍,逝后,藏书被无偿赠予厦门市图书馆.探析其藏书风范和特色、藏书思想及价值,可知黄萱藏书是研究陈寅恪后期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刘乃和与蒋天枢

蒋天枢由整理陈寅恪文集想到北陈援庵先生.1971年5月4日,蒋致信陈垣,提出编撰著述目录.以后十年,他建议、指导刘乃和先生编撰陈垣已刊和未刊著述目录、年谱和传记,督促刘乃和出版陈垣全集.这些信件也反映出蒋先生整理研究陈寅恪之历程.     

劝君免谈陈寅恪

本书系易中天品人鉴世之杂文集。品李泽厚、顾准、陈寅恪,鉴既往之公众性文化事件,辩锋犀利、嬉笑怒骂,不屈不挠、一片赤诚。易中天云,是为书生之傻气。     

且为中华哭斯文——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1964年,陈寅恪75岁,此时距他辞世的1969年,还有5年时间。这一年,他的学生蒋天枢(秉南)前来看望病中的老师,陈寅恪遂向他托付后事,并写下诗三首及《赠蒋秉南序》,其中写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     

新书推荐

《北京段子》；《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陈寅恪与柳如是》;《斩首之邀》;《说舍得：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     

王重民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始末

在胡适的引荐下,身在美国的王重民来到北京大学执教。在此之前,袁同礼计划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因傅斯年不赞成而受阻。王重民与胡适协商后,决定由王重民在北京大学筹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之初办学艰难,王重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使其获得了长足发展。     

这是讨论吗?——就《陈寅恪诗集》出版质量问题答王存诚

王存诚先生大文（见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华读书报》１０版）,是针对拙文《如何对得起陈寅恪先生和读者》（见《新闻出版交流》１９９８年第５期）而“质”本人的,则只好作答如下。拙文之来由,这里略作交待。本人喜读陈寅恪先生诗,手边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些年...     

季羡林感恩陈寅恪

季羡林多次以崇敬的心情提到恩师陈寅恪，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章，表示对陈寅恪的敬仰和怀念。季羡林为何念念不忘学界大师陈寅恪呢？     

《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

1936年,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有<搜神后记>本和<陶渊明集>本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本,认为前者是"陶公草创未定之本",后者是"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本文依据我国当代的古小说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肯定陈寅恪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纠正了陈寅恪关于<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渔人姓黄,名道真"的七字夹注出自陶渊明本人之手的错误观点,指出此处夹注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乃是刘宋元嘉时代黄闵所著地志<武陵记>.     

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传统史学与兰克史学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影响与贡献尤大.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主要是兰克史学,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两方面的融合形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     

试论傅斯年不同时期的交往活动与身份认同

当下,学界关于傅斯年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其教育事业、学术成就和各种交往方面。关于傅氏的交往,学界的关注往往局限于研究傅斯年和具体某个人的交往。本文以傅氏人生中具有代表性的阶段为时间线索,研究对傅氏影响较大的交往活动,试探析傅斯年是如何通过建构各种关系网络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