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

此文旨在对以往论述不足的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关系的几个问题再作新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在孙、陈所持信仰及其歧异、如何统一中国、二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和代表谁等问题上,共产国际、苏俄的观察和评论有一段过程,其评论前后不一致,而且共产国际、苏俄代表内部亦的歧异,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对孙中山后,才渐趋一致。但其观察和评论的正确性,仍存尚待继续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之处。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

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为推进中国大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成为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他晚年能采行这些新抉择，除本人不断追求进步等主观因素外，苏俄、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援助起了关键性作用。     

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探析

陈独秀与陈炯明尽管分属不同阵营,但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理念。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与陈炯明短暂合作,并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陈炯明与孙中山在广州决裂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背叛行为,陈独秀与陈炯明由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两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也为那个时代诸多重大事件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成长环境提供了别样的历史注脚。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新动态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新动态杨云若，姚金果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队伍的加强和有关的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发掘，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近几年来研究中的若干新动态述评如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也曾给予...     

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的命运十分密切。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通过省议会,积极推动省宪运动,出台广东省宪法草案,使广东省成为当时最有能力深入推进省区自治的希望之地。但是,围绕着省区自治和国家统一方略,陈炯明与孙中山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广东省宪运动走向消亡。陈炯明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对立,表征着两种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冲突。陈炯明政治主张的最终失败,意味着作为渐进调和的省宪自治运动模式无法回应时代需要,而集权政治模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早期推进现代化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发展由此实现从联邦主义到中央集权主义的转型。     

苏俄、共产国际人士在华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18～1924年)

1918至1924年初即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不少苏俄、共产国际人士在华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写作宣传文章,并提供马列文献和苏俄革命及建设宣传资料;通过交谈、座谈、讨论、讲课和演说或报告等,并亲手建立与创办、积极帮助中共创办宣传媒体进行宣传。这些宣传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阶级力量,并有利于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建立和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研究综述

抗日战争是中共重要的发展转折时期,其对外政策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和发展.中共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和共产国际及苏联均有密切关系.因此,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和共产国际及苏联关系问题;已成为史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将近十年有关论著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

本世纪 2 0年代至 40年代初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 7年南昌起义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历程 ,但就起义本身而言 ,在要不要建立和发展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以谁的名义举行起义以及起义后进军路线等问题上 ,都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和限制。共产国际对起义指导上的失误 ,是造成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述评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正式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为止,它共存在二十四年零两个多月。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之评价不一,众说纷纭,本文试将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以下简称“国际”)的关系作以粗浅探索,以就教于方家。王明路线的形成是米夫导演的结果     

试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的关系

<正>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迅速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决定独立自主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纲领.但是,从这时候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逐渐“左”转,并逐渐形成一套“左”的理论.这一理论以“三阶段论”和“苏维埃革命方针”为核心内容.这一理论被奉命来华贯彻国际新方针的罗米那兹在从“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二、三个月里.发展     

陈炯明与惠州的不解之缘

陈炯明是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考察陈氏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可以发现,他和惠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由惠州淡水举义后登上广东军政舞台,一度创造了＂惠州人的广东＂的神话;他与孙中山决裂后,在东江、潮梅一带进行了长达3年的拉锯战,最终以惠州的易手为标志而落败;最后,他病死香港,归葬西湖。陈炯明的成也惠州、败也惠州、归骨惠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解读：风云激荡的时代,成就了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地势险要、战略地位重要的惠州,与他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出于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他视惠州为生活的丰沛之地。     

从吴佩孚、陈炯明到孙中山——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中国革命联合对象上的选择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后,其对华政策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继续攫取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联合对象。     

再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直接葬送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陈独秀的这种错误除部分根源于他自身的错误理论和认识外，更主要的还是根源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右倾思想、方针和政策。另外，共产国际实行集中领导的制度也直接促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王明上台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关系

本文仅就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关系问题作一探讨。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早在20年代末于莫斯科就逐渐形成。它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通过米夫一手培植起来的,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政治派别。1925年9月,共产国际和苏联为帮助中国革命,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①是年秋,湖北省党组织派王明去中山大学学习。学生出身的王明,在国内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缺乏深入了解。到了中山大学后,他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并未掌握马列主义的精髓,相反受到当时盛行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喜欢生搬硬套,夸夸其谈。正因为这样,王明便得到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列宁主义课教员的米夫的赏识。     

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关系再认识

中共五大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暂时的国共合作中举起独立的革命旗帜,而不是在保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下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然而中共五大却力图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下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夺取对革命的领导权.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既想保持国共合作又指示中共为夺取领导权而斗争,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共五大一事无成的教训表明,独立自主是正确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前提.     

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于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以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为例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推进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后方,摧毁其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     

抗战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化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表现出异于往昔的新特点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干预功能的下降 ,传统的严格隶属关系发生质变 ;二是中共步出单一的行政命令与盲从执行的窠臼 ,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特别是统一战线中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使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纳入成熟的轨道。上述隶属关系的转换 ,无论对共产国际自身抑或中国抗战乃至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越飞使华及苏俄与孙中山关系的由来

一、越飞在北京越飞抵华后,苏俄对北京的外交压力更大。在越飞之前来华的苏俄外交代表巴伊开斯只有权商谈中东铁路问题,而越飞与他不同,越飞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受命洽商建立外交关系和恢复俄国在华权益。越飞是莫斯科最能干的一个外交家,他曾出使德国,把外交手腕与革命融为一体,展露出卓越才能,在中国他也扮演了这种双重角色。与优林和巴伊开斯使团一样.越飞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