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情状

西康地区改土归流进程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一环,对于该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情状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西康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该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大致情况。     

民国时期康区的族群、社会与文化——以《西康图经》为视角

任乃强先生撰著的《西康图经》为研究民国时期西康诸种情形的重要资料之一,其内容精详,体例完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康之疆域变迁、境内族群状况、地形地貌等论述颇为翔实,堪称民国时期西康"百科全书"。本文拟以该书为切入点,从民国时期学者研究西康之视角着眼,以札记形式对该时期康区族群及其分布、社会组织和康区文化特点作一简要论述。     

民国时期西康边茶衰落的原因

见证了西南汉藏民族大融合历史进程的西康边茶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汉藏同胞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活化石。西康边茶业始于唐代,至民国时期,西康边茶业慢慢趋于衰落,衰落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两大原因,研究表明内部原因是根本原因,边茶业的衰落对当时西康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试论清末民初西康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奉命治边,实施改土归流开始,西康始出现师范教育。赵氏在西康以"兴学"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短短几年间,西康师范教育从无到有,蓬勃发展,遍及西康各地。民国始肇,西康师范陷入沉寂,几乎被摧毁殆尽,虽然历时甚短,但其对西康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仍然不容忽视。一方面新式学堂广泛建立,受教育者增加,边民素质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民族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维护了边疆稳定。其历史经验、成效仍值得我们借鉴。     

立足西康,超越西康——评王川博士新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1]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川教授于2009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王川从1995年参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课题以来,先后在各地藏区实地调查,发表了多篇藏学研究论文,《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是他继数年前出版     

论民族国家建设与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和发展

国民政府时期,在边疆危机与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刘文辉主持的西康政府,秉持"化边地为腹地"的"新西康"建设方略,高度重视教育及师范教育对边民的化导作用,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因此得以再兴与发展起来,并以西康建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为由地方自主零星兴办向中央资助地方兴办发展,后期表现为由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向结构调整和质素提高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且,它的再兴和发展,是在政府的规划主导和汉化边民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并与边地的国民教育、边民教育的推进相配合,且以抗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和计划性,又难免具有粗放发展与质量低劣的时代局限,使其对西康教育、文化、社会进步乃至边民的国族国家意识养成的化导与推进作用较为有限。     

西康建省论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民国初年停滞不前,终成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前后历时30多年,时断时续。在建省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势力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博弈,最终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完成了建省。西康建省,加强了中央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加快了西康社会的转型,巩固了国防。     

卫藏与康区关系研究综述

卫藏与康区是藏族三大传统地理概念中的两区。过去,学术界对卫藏与康区关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者多关注这一关系的某些方面或某个时段,未见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外的藏学研究者们则往往囿于某些政治偏见,在他们的研究中多将卫藏与康区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无视两区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这一研究现状的存在,均不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探讨卫藏与康区之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相互关系及形成这一关系的内在必然性。     

民国西康格桑泽仁事件研究

1932年2月,西康地区爆发了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提缴当地驻军枪械,建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与川康滇地方当局等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相互博弈的产物,也和晚清以来的西康建省筹议以及1930年爆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密切相关,对第三次康藏纠纷、诺那事件、西康正式建省和甘孜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演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川边邻藏地区近代社会变迁研究典范——《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之书评

黄天华教授《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一书描述了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川边西康地区的时事变化,多方位对历史事件进行探究,总体阐明了“西康问题非特指西康本身”、“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等问题,并且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史料运用方面对后辈学子起到了垂范作用,顺应当代史学研究中“科际整合”的趋势,是研究川边西康地区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对今天国家的整合与统一、民族的交融与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现代化

本考察了西康建省的曲折历程，着重分析了建省与康区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西康建省是中央政府加强治理康区、巩固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建省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创办了近代工商业，发展了近代教育，初步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从而开始了达一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

1930年6月,西康甘孜县发生了大金寺和白利乡争夺庙产的事件,随即演变成第三次康藏纠纷,直到1940年才完全解决。它与当时西康地区发生的格桑泽仁事件、诺那事件、甘孜事件以及班禅返藏事件、西康正式建省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有着密切关联,并对1930年代乃至以后的川、康、藏局势及国民政府的国家统一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导月刊》刊载西康边地教育的文献研究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发展边地教育事业的必要性日益突出。这一时段出版的西康地方杂志《康导月刊》刊载了大批西康地方官员所撰写的与西康边地教育有关的文章。从《康导月刊》刊登的边地教育文献入手,探讨所刊载文献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价值,以期为学界研究抗战时期的边地教育提供一些资料。     

印度·卫藏·敦煌的波罗-中亚艺术风格论

卫藏的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印度、敦煌佛教艺术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9～ 1 1世纪间 ,西北诸族间的佛教艺术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印度波罗艺术也通过这条通道进入中国 ,在敦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物。本文认为 ,波罗 中亚艺术风格的酝酿合成是由西北吐蕃完成的 ,之后又通过“下路弘法”而进入卫藏     

黄天华专著《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出版

<正>西康改建行省是近代中国边疆政制建置史上非常典型的个案。清代在西康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清末为了因应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该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并一度筹议设置西康行省。辛亥革命后,由于北京政府的无力和四川的内乱,加之发生了两次康藏纠纷,使得该地区基本上处于动荡的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处理西藏问题,国民政府积极扶持刘文辉进行西康建省。1939年元旦,西康省终于正式建立了。此后,西康地区的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见,西康建省     

试论古格时期藏传佛教诸教派在阿里地区的弘传与纷争

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初,在古格王室的大力扶持下,佛教从上部阿里地区开始弘传,阿里地区一度居于全藏宗教文化的领先地位。同时,后弘期前期也是西藏佛教发展史上一个极具活力的时代,宗派竞起,精彩纷呈。在这一过程中,卫藏地区后来居上,各教派在卫藏地区相继创立,并传入上部阿里地区。其中,止贡噶举派成就特别突出,得到西藏西部的古格、普兰、拉达克等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阿里地区主导教派。15世纪初,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兴起并迅速传入阿里,得到古格政权的大力扶持,成为古格境内的主导教派;另一方面,拉达克政权则开始转而成为主巴噶举派的信徒,双方在宗教派别的信奉上渐生分歧,格鲁派与主巴噶举派的矛盾日益增加,以致双方冲突不断,直至古格政权崩溃。     

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

西康建省始于1906年清政府筹划川滇边区。1925年北京政府又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1939年1月，经重庆国民政府批准，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设在康定，下辖金沙江以东33县2设治局及金沙江以西13县。西康省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藏、彝各民族的团结，而且有利于于巩固大西南的国防地位和抗战大后方的基地建设。     

对《西康何时建省》一文若干史实的辨误与补充

《历史教学》2002年第9期刊出了王培利先生撰写的《西康何时建省》一文(以下简称王文)，阅后获益匪浅。王文认为，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前，西康并未建省，因此，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把西康标为一个省是不准确的。这个结论言之有理，笔者与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但王文中的若干史实明显有谬误，也须指出，以免以讹传讹。     

清代蒙古族文人和瑛《易简斋诗钞》集外“西藏诗”辑释

清代西域诗人和瑛有关西藏的诗歌主要保存在其诗集《易简斋诗钞》卷一、卷二中,今又发现中国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和瑛《卫藏诗集》嘉庆间稿本。经比勘,《卫藏诗集》实为《易简斋诗钞》刊行前之卷二的一部分,其中有28题40首"西藏诗歌"为《易简斋诗钞》所未收。现略作辑补,并考证如次。     

王川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

作为四川省重点建设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以及院校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川新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一书,已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