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全国农运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大革命时期，湖南逐渐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有其历史必然性。湖南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反封建基础和革命斗争传统，上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湖南早期农民运动为后来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湖南各级党组织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是湖南农民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影响和推动，是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客观原因。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中共"二大"与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兼论彭湃对中共"二大"农民运动思想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在中共“二大”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该运动不仅贯彻和执行中共“二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共“二大”关于农民教育、农民运动骨干、统一战线、历史发展演变方式和农民运动斗争目标等方面的思想，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推动了现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把注意重心转向农民运动之原因探析

建党之初，毛泽东是重视工人运动的，1923年“三大”起始注意农民运动，1925年初起把注意重民向农民运动，1926－1927年已高度重视农民运动。促使毛泽东由重视工人运动转向重视农民运动的主要原因有：寻找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毛泽东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及少年时对农民境况的了解；一贯重视农村调查；彭拜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推动；审视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     

农民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心态分析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建国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之一，农民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得以快速完成的重要动力之一。农民对新政府的信赖以及生活的窘迫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倾向于单干的农民又迫于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因此，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农民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     

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关于农村集体化运动与中国农民研究的反思

本文认为，平均主义不是农民阶级的主义或农民主体的意识，个体农民劳动者却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农村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农民的运动，也是中国农民不断抵制平均主义改造的运动；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平均主义追求是中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贫民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的产物。     

关于1926-1927年广东农民运动的几个问题——以《人民周刊》为研究视角

1924—1927年的大革命中，国共两党联手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但由于两党的阶级属性不同，国民党始终想控制农民运动的发展，限制甚至支持民团屠杀农民运动。而共产党始终把农民的解放放在第一位，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深远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心再认识

本文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心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认为传统的那种“湖南中心论”的笼统说法是不够确切和全面的、上确的说法是：以北伐战争为界，在大革命的前期，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广东；在大革命的中后期，湖南才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     

周其鉴与高要农民运动

周其鉴是世纪20年代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之一。他在高要的活动是其从事农民运动的一段重要经历。他在解决“高要惨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的先驱之一。     

论大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理论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民问题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同时，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中，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和一切反对农民运动的思想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农民问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彭湃与阮啸仙农民运动思想比较

彭湃与阮啸仙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通过比照可发现,二人农民运动思想的产生源头不同;都积极探索农民运动理论并取得了一系列可以相互印证参照的观点和成果,如采用了马列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农民经济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重视农民运动中农民武装力量的建设等。     

韩国新村运动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向21世纪新农村建设中韩学术研讨会”述略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迪。韩国新村运动不仅仅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增加了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国民的社会伦理水平，如勘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和精神，从而使新村运动逐步由政府推动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所有这些都是永远无法从资本和技术中获取的，这也许是最值得我们向韩国新村运动学习的内容。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首次提出

《中共党史年表》认为“首次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见《年表》第15页及王学启《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几个问题》）。峋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最高水平，但垦，上述命题确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1926年5月，广东省召开第H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伎决议集为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去讲，半殖民地中国革命…     

论广西东兰农民运动的特点

东兰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农民运动之一,与其它早期的农民运动相比,它不仅发生的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始至终都以武装为后盾,坚持武装斗争;东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和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为东兰及右江各县培养农运骨干和发展农民运动,军事上也积极采取行动相互配合,把东兰及右江农民运动推向高潮,东兰成为了广西农民运动的中心。     

湖南农民运动的分期高涨和特点

本文通过考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发展，确定它可分为四个阶段，并首重分析了它高涨的原因和特点，从而试图找出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规律性．     

试论韦拔群对东兰农民运动发展的历史贡献

大革命时期，韦拔群为了推动东兰和右江农民运动的发展，他在家乡东兰武篆举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并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先后击溃了军阀龚寿仪、伪县知事黄守先和土豪劣坤杜瑶甫等人的疯狂进攻，把东兰农民运动一步步推向高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对解放战争胜利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人口的主体。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几次土地改革运动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赢得农民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     

浅析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中的过激情绪

随着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村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引发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对农民运动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关于农民运动思想的正确代表,但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 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过激的情绪。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实践和理论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有部分同志和地方组织开始注意农民运动,毛泽东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他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大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对中国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总结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写下了多篇重要论著,为党领导农民运动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农运干部的摇篮——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摸索出的一种培训革命急需人才的有效形式。它在办学宗旨、入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实质上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是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短短几年培养了近千名农民运动骨干,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对中国革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渭华起义中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及时代启示

1928年5月党领导的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紧密配合，支持热情高涨的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有力扩大了起义的斗争成果和社会影响。在渭华起义95周年之际，回顾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革命斗争发展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