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论体文中“理”的审美化存在

六朝论体文,是其时理性精神的产物,但在理性中又涵泳着诗性。其"理"以审美化的方式存在,是思、情与诗的结合。理感为六朝论体文运思之起点;理趣为其审美特征,具有意趣之美,兴味之美,气势之美;理致为其审美表现。六朝论体文中的"理"是超越于理性而又融合了情韵的审美形态,是一种审美化存在。     

论东晋诗歌哲理化的三个层次

东晋哲理化诗歌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以诗演理的理语诗,二是缘理赋诗的理境诗,三是引思入诗的理趣诗。哲理化在诗歌中表现的层次不同,其艺术价值和对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因此,在研究中对它们应加以区分。     

朱、陆六首诗的理解及英译尝试

朱熹《春日》等三首诗以物喻理，物态宛然，理意深邃，诗味浓醇，是烩灸人口的好诗。陆、朱鹅湖之会、铅山之晤期间所写的三首诗，虽诗味欠醇，但鹅湖陆、朱之辩未留下详细记载，这三首诗有重要的理学史价值。这些诗，以诗载道，多铸字精炼，以浅文作深语，或简言深蕴，或借代曲指，不易捉摸作者真意。笔者对这几首诗谈些粗浅理解，并尝试英译。为便于译诗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诗所蕴哲理，译诗后附了些必要的注释与简介。     

诗的情趣和理趣

诗要有情趣，亦要有理趣，因为“情”与“理”是辩证地统一在一首诗中的。诗中的“情”，应是蕴涵着深邃哲理的“情”；诗中的“理”，应是饱和着形象和情感血内的“理”，否则便为“理语”，而非“理趣”。诗要有“情趣”，才能给人以情感的熏陶；诗要有“理趣”，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试论王维诗歌中佛理与诗心的交融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被称为“诗佛”。王维是十分精通佛理的诗人,作为“诗佛”,王维的诗作很多都是浸润于佛理的。王维一生习佛,最初是因为风气的浸染,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特别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压抑,佛教越来越成为他精神上的安慰。在王维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佛教是深有体会,也是有所得的。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诗作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这正是习佛甚深的诗人在艺术上得佛理禅心之助而精妙绝伦的地方。     

从《沧浪诗话·诗评》看严羽的诗歌批评标准

在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占有重要地位.全书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构成.其中《诗辩》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历来研究的重点.《诗评》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诗辩》有关理论观点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补充,论述了历代诗歌之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在《诗评》中,他提出了词理意兴、诗歌之气象等问题,并把“风骨”也作为评诗的重要标准之一.     

东晋玄言入诗审美观照

玄言诗是玄言入诗之风走向极端的产物，对其艺术价值，文学史和历来评论多予简单否定。玄言诗与运用玄言的诗是有区别的，东晋玄言入诗之风中出现了种种艺术潜质，在玄言与形象、平淡风格的追求、情理结合、景理结合及理致、理趣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北宋理学之儒的以"理"言诗——以朱熹所辑《论孟精义》为蓝本

<论孟精义>是朱熹把北宋诸多理学家解读<论语>和<孟子>的精义结集而成之作.理学家们惯于从<诗经>中阐发义理,在读<诗>方法上具有借<诗>释<论>、<孟>和以"理"注<诗>的特点,在解读<诗经>理论时,他们重视其陶冶性情、经世致用和风化人伦的作用,强调孔子的<诗>、<礼>并重思想,并从圣人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的言论中阐发<诗经>对先王之礼和古代正乐的承载,将内圣和外王统一起来,反映了他们对儒教圣王贤德的遵守.     

论诗的哲理意蕴

抒情诗的哲理意蕴是诗耐读而有价值的体现。诗的“理”与“情”在诗中是相辅相成的。但诗中之“理”不是说教,硬贴,而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     

谢灵运山水诗典故探微

谢灵运山水诗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把《诗经》、《楚辞》引入诗中侧重于抒情,一类是把《周易》、《老子》、《庄子》引入诗中侧重于说理.世人往往批评谢灵运山水诗“有句无篇”,诗必谈玄说理,有情景割裂之嫌.该文旨在说明谢灵运就是通过这些典故更深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诗是情、景、理的融为一体的佳作.     

唐君毅与牟宗三对伊川理学的理解与阐释

对于宋明理学,牟宗三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两先生对于宋明理学内部各派的定位却不尽相同,这在他们对伊川理学的理解与诠释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具体地说,唐先生将伊川之"理"界定为"当然之理",强调在伊川思想中理与气、性与情等关系是"当然"与"实然"的关系,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而不具有分解或二分的可能;牟先生则将伊川之"理"界定为"静摄之理",由此,理与气、性与情便成为"静"与"动"、"只存有而不活动"与"只活动而不存有"的二分的关系。唐、牟两先生的观点可谓大异其趣,牟先生对于伊川理学的界说与诠释虽然自成一格,系统严整,但唐先生的观点则更为客观合理。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与其诗歌体用论

方东树"诗文一理"说是其诗学观念之核心,是其对诗歌史上"以文为诗"之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其建立"以文论诗"之批评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因。这一观念综合了道学家重道、古文家重文之批评特点,表现出重视创作主体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结合。方东树在思想倾向上强调变而不失其正,旨在确立一种既合乎风骚精神又有自家面目的诗学品格。他对诗歌体用的认识,正是这一诗学观念的深刻体现。因熔铸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诸多观点,"诗文一理"说亦可视为桐城派诗学观念之核心,体现了桐城派的诗学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是把握桐城派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论谢灵运诗歌中理、情及山水之关系

谢灵运的山水诗，向来难逃＂玄言尾巴＂之讥，这实流露出人们对玄言诗的一种偏见。本文认为，＂玄言尾巴＂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一股深情，而玄理与深情的融合，再加上诗中＂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山水描写，这一切不仅使谢诗达到了情、景、事、理相浑融的艺术高度，也使其与一味＂究心抽象原理＂而丧失真情实感的东晋玄言诗分道扬镳，从而开启了一代新诗风。     

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略论

杨时上承伊洛之传,下启朱熹之闽学。杨时的理学思想相当丰富。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提出了在静中体验未发的修养方法;在格物方面,他强调"反身而诚",穷天下之理;他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理是气的主宰者,且阴阳二气的交互运动产生天地万物;他创造性的阐释了"理一分殊"与体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辨析了"天地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以及后者向前者转化的途径。杨时理学的主要思想为后来理学的成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品味古典诗歌中的“理趣”

就古典诗歌而言,其本质是抒情的,但也有一些诗人不甘拘泥于此,常常将在人生中觉悟出的"理"融进诗中,从而丰富了诗歌的内涵.然而单有"理",没有诗的形象,还算不得真正的诗,那只能是以诗的外在形式所讲的"理".清人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有理语."     

毛泽东诗词的哲理意趣

中国诗歌有“诗言志”与“诗缘倩”两说．素来为诗论家所关注，由于认识上的偏颇，个人兴趣上的差异，两说的推崇者往往各据一端而大格征伐。其实，以诗为本体而论，言志与绿倩两说并不相作．乃一体两翼。好诗皆情志兼备。所不同的在于，就每一诗而言，情与志两者各有侧重。但历来诗论家答重“情”而轻“志”．以为“志”诗重理，重理则“无诗昧”，故不敢标榜。但有识之士，深入诗之堂奥，就会发现，诗中之“理”应藏于诗内，为整首诗的诗境所出，不必用有理性的语言直接道出，不是直白地说“理”。所谓“理无形而藏密，言有文而行远。”（…     

自然之理&#183;道德规范&#183;道德行为——阳明心物关系解读的一种方式

自然之理与人伦之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面对的重要问题。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主要是一种内化于人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的道德原则,而物主要是一种人伦之事,在道德实践当中,就是要实现心与物的贯通,通过道德践履来建构一种伦理关系。这样,其心物关系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一种作为涵摄自然之理的社会道德规范之心与具体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学说。     

古代明理诗审美特性浅析

以诗明“理”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历代皆有。明理之诗以其在诗情氛围中透露出的理性光亮而引起的人们普遍的审美关注。即景寓意、因物寓理；辞以情发、理偕情行；理在言外、委婉含蓄，则为明理诗高层境界所具有的三种审美特性。     

走出理欲对抗的循环——一个哲学问题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开始,一直就有公、义、理与私、利、欲的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治世之道,并未显出成效,这种理欲对抗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存在重大影响。应该找到一条走出理欲对抗的道路。